齐泽克:在未知领域航行的列宁
发起人:之乎者也  回复数:0   浏览数:292   最后更新:2017/05/12 17:34:16 by 之乎者也
[楼主] 之乎者也 2017-05-12 17:34:16

来源:海螺社区 文:斯拉沃热·齐泽克

王立秋 译



那些听从隐晦的精神-宇宙论推测的人当然听过该领域最流行的话题之一:当三个星球(一般是地球、月球和太阳)排成一条线的时候,某种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就会发生,整个宇宙的秩序就会暂时脱节,并必须恢复平衡(就像之前说2012年会发生的那样)。对2017年这一年来说,类似的说法不也成立么?它可是逢上三个周年。2017年,我们不仅仅要庆祝十月革命一百周年,也要庆祝马克思《资本论》初版(1867)问世一百五十周年,还要庆祝所谓的上海公社——在文革的高潮,上海居民决定严格听从毛的号召,直接夺权,推翻了G。C。D的统治(这也就是为什么毛很快决定通过派遣军队弹压公社来恢复秩序的原因)——五十周年。




这三个事件不正标志着共产主义运动的三个阶段吗?马克思的《资本论》概述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十月革命是第一次成功的,推翻资产阶级国家并建立新的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努力;而上海公社,则代表着直接实现共产主义想象最大胆的一面,即废除国家权力、贯彻直接的人民权力(组织为地方社群网络的人民权力)的最激进的尝试。这个激进的理念,在列宁为十月革命做准备的理论著作中,就已经在驱动着他了:在《国家与革命》中,他概述了他对工人国家的想象,在那样的国家中,每个kukharka(不仅仅是厨师,尤其不是大厨,而更多地是指富有家庭里的朴素的厨娘)都得学习如何统治国家;在那样的国家中,每个人,甚至最高行政长官,都领着相同的工人工资;在那样的国家中,所有行政管理者都将从地方选民中直接选举出来,而相应地,地方选民也将有随时收回任命的权利;在那样的国家中,将不会有常备军。这样的想象,是如何在十月革命上立刻转向其反面,成了许多批判的分析的材料。但也许更有趣的多得多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这个“乌托邦”想象的规范性的基础,列宁提出了一个几乎是哈贝马斯式的,关于“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the elementary rules of social intercourse, 按英文译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规则)”的概念。[1]


在共产主义中,这个人类交往的永恒的规范性基础,将最终以一种不被扭曲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2]


在一两页书后,列宁再次申明“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极端行动的根本社会原因是群众受剥削”[3]。这不就意味着,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革命是建立在某种起到永恒不变的“人性”的作用,普世的规则的基础之上的吗?(而且也许,甚至在他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里对斯大林冷酷无情的批评性的评论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列宁的这种对“公共生活规则”的专注的回响。)在《国家与革命》的另一个段落中,列宁看起来是在说几乎相反的话:令人惊奇地,他认为著名(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异,是与人性的不同关系。在第一个,低级的阶段,我们处理的还是和在整个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上一样的那种“人性”,而在第二个,高级的阶段将发生的事情是,“人性”本身会发生变化: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可以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按英文译是:直到人性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按英文译是:以现在的人性)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4]


这里,有趣的点是,从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主要依赖的不是生产力超越稀缺的发展,而是人性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在其最激进的时刻,是正确的:贫穷的共产主义是可能的,相对富裕的社会主义(“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也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人性的话)。当情况最最令人绝望的时候,就在像1918年至1920年内战期间的俄国那样,总有这样一种千年至福的诱惑,叫人在这极端的苦难中看到一种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独特机会。普拉托诺夫的《切文古尔》(Chevengur),也必须在这一背景下阅读……但列宁的这些摆动和张力又是基于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让-克洛德·米尔纳对现代欧洲革命(以斯大林主义为顶峰)之纷乱的清晰分析。米尔纳分析的起点是使精确性(事实性的真理,关于事实的精准)与真理(我们所致力的那个事业)分离的那个根本的间隙:


“当我们承认精确性与真理之间的根本差异的时候,伦理的功利就只有一个了:永远不要把二者对立起来。永远不要把不精确变成真理的特权手段或效果。永远不要把这些效果变成谎言的副产品。永远不要把真实变成征服现实的工具。我还要补充一句:永远不要把革命变成(供某个)绝对权力(使用)的杠杆。”[5]


为论证这种对绝对权力的要求,在共产主义传统中,格言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从毛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到传说是斯大林说的“不打破鸡蛋就做不了煎蛋卷”。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那里偏好的说法则更加隐晦:“你不可能不留痕迹地睡一个姑娘。”但要点总是一样的:为无限制的残酷背书。对那些认为上帝——在历史的大他者的伪装下,他们认为自己是其上帝的工具——存在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以的……然而,神学的参照也以相反的方式起作用:不是在直接把政治的措施合法化为神意的贯彻(革命者是其工具)的基要主义的意义上,而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神学的维度起到某种安全阀的作用,它标记着阻止政治行动者以自我澄澈的方式来构想其行动的情景的开放与不确定。我们应该记住,“上帝”意味着,我们行为的结果永远不会符合我们的预期。这个“注意这个差距”指的不仅是我们干涉的情景的复杂性;最重要的是,它也与我们自己的意志的行使的那种根本性的模棱两可有关。

Jean-Claude Milner


这种真理与精确性之间的短路,不正是斯大林的基本公理吗,而后者,当然了,是不能说出来的。真理不仅可以忽视精确性;它还可以任意地重制精确性。也许,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俄语词的特性可以给我们一些指导。在俄语中,指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是一样的同一个术语的词有两个,一个指的是一般的意义,另一个则是一种在伦理上有所负载的“绝对的”用法。他们有istina,与事实相符的真理概念,和Pravda,绝对的真理,也指伦理上有所承诺的好的理想秩序。也有svoboda,在既存社会秩序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和volja,更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遵循个人意志直至自我毁灭的绝对的冲动(就像俄国人喜欢说的那样,在西方,你们有svoboda,但我们有volja)。还有gosudarstvo,就日常行政面向而言的国家,和derzhava,作为绝对权力之独特代理的国家。(用著名的本雅明-施米特的区分来说,我们可以大胆认为,gosudarstvoderzhava之间的区分,就是宪制权与制宪权之间的区分;gosudarstvo是受法律管制运行的国家行政机器,而derzhava则是无条件的权力的代理。)再有就是,intellectuals,受过教育的人,和intelligentsia,负有改革社会的特殊使命并致力于这一使命的知识分子。(相同地,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有对“劳动阶级”——一个单纯的社会存在范畴——和“无产阶级”——一个真理的范畴,指真正的革命主体——的含蓄区分了。)


这个对立从根本上说,不正是阿兰·巴丢所阐释的,事件与单纯的存在的实证性之间的对立吗?“Istina”是事实性的真理(对应、符合事实的真),而“pravda”则指自相关的真理事件;“svoboda”是一般的选择的自由,而“volja”则是决绝的自由事件……在俄语中,这个间隔是直接被铭写出来,如是地显现的,因此它也就使一切真理-事件中涉及的那种根本的风险变得可见:在本体论上,没有人能保证“pravda”会在被“istina”覆盖的、事实的层面上成功地显现自身。而且,再一次地,这情况看起来就好像是,对这个间隙的意识本身就铭写在俄语之中,铭写在avos’或na avos’这样俄语中独一无二的表达中那样,后者的意思大概是“托靠我们的运气”。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当某人在无法感知所有可能后果时做出一个冒险的激进姿势的时候,事情会变好。这有点像列宁经常引用的,拿破仑说的“先发起进攻,一切会水到渠成”。


那么,在这里,列宁的立场是什么?米尔纳把他定位在边缘上,他给极限带来了张力:在依然完全忠于马克思主义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把革命视为全球历史现实的一部分)的同时,在政治实践上,列宁却又采取了最为开放和即兴的立场,从革命的恐怖向对资本主义的部分开放过渡。在此过程中,正如列宁本人所说的那样,布尔什维克“犯了一切可能的错误”:


“在法国革命期间,要辨认出那些时刻是容易的——在那些时刻,最理性、最勇敢的革命者也变得绝望了。这些革命者大多是有能力和教养的,但历史上没有任何的先例,也没有任何科学的发现,更没有哲学论证可以帮助他们。对列宁来说也如此。无论谁阅读他的作品都不得不欣赏他的才智,他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和他发明新的政治概念的能力。然而,他自己的著作也展示出一种关于他自己创造的情景的,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无论对错,新经济政策不仅是一个转折点;它也意味着一种近乎于叛逆的,严厉的自我批评。至少,它证明,列宁曾遭遇过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知识的匮乏,在那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又是最自信的;他的确发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国度。他遭遇了圣茹斯特曾宣告的那个困难。”[6]


因此,在实践中,列宁有效地扮演了迷失在狂风暴雨的海上的船只的船长的角色,在未知的领域找到了路。然而,尽管他试图为此事件发展出一个理论的框架(一个关于一个复杂的多元决定的总体的框架,其中,例外是常态,这个框架允许革命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最薄弱环节”发生),但张力却变得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里,斯大林做了什么呢?“斯大林选择了最容易的路——偏向S1的就绝对孤独,这就导致了绝对的机会主义。没有党,没有家庭,除视情况而定的偶然联盟外没有联盟,也没有预先确定的关于社会形式的理论,没有得到接受和认可的理性的标准,也没有伦理规则。”[7]


也许,在这里,米尔纳的解读有点儿狭隘了。在特定的层面上,斯大林与列宁的决裂是纯粹话语性的,它暴力地强加了一种根本上不同的主体经济。在列宁那里依然明显的,制约现实的普遍原则(“历史规律”)和实用主义的即兴决定之间的间隙被否弃了,两个极端直接重合到了一起。一方面,我们得到了全面实用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这种实用的机会主义又因一种提出一种普遍本体论的新马克思主义正统而变得合法。马克思主义因此变成一种允许我们进入客观现实及其法则的“世界观”,而这一操作,又给安全带来了一种虚假的意义:我们的行为“在本体论上”得到了掩护,成为了受我们,共产主义者所知的规则制约的“客观现实”的一部分。然而,为这种本体论的安全付出的代价是可怕的。列宁依然坚持的,关于事实的真理意义上的精确性消失了;事实可以按意愿来操纵、并可以在反过来被改变,事件和个人也变成了非-事件和非-个人。换言之,在斯大林主义中,政治的真实,侵害现实肌理的粗暴的主观干涉,复仇性地——尽管是以相反的,尊重客观知识的形式——回归了。


换言之,在这里,米尔纳看起来忽视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即,“导致绝对机会主义的S1(主人的任意干涉)的绝对孤独”不得不显现为其反面,即,“客观知识”之治。用拉康的话来说,斯大林主义是“大学话语”(其施动者是知识,而非主人)全面统治的最高实例。维持S1与S2之间、主人的任意决定和知识之间的全面和谐的唯一方式,是使事实性的知识从属于主人的任意。而再一次地,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语必须反过来改变事实。在斯大林主义中,没有像考茨基对列宁那样的“叛逆”(一度和我们一起在正道上,后来却偏离正道的行为主体);一旦托洛斯基开始反对斯大林并被宣告为叛徒,就必须证明他一直就已经是一个叛徒了。一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者的特征,也就在于这种总是已经做好的,在不要求任何论证的情况下接受党的路线的一切突变的准备。他不仅忠实地遵循党的路线的转变(起初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敌人,然后我们受命联合他们建立人民战线;起初希特勒是终极仇敌,然后我们又与之达成协议……);他在这种对任意转变的服从中看到了他对事业的忠诚的终极证据。换言之,在斯大林主义的宇宙中,为党的路线的变革所做的论证的匮乏不是一个缺陷,而是对其优势的一个证明:不是尽管不知道理由,但是我们还是应该遵从新路线,而是,正因为我们不理解这些原因,所以我们才要遵从新路线。


米尔纳也是这样重新概括自己的论证的:“我会毫不迟疑地把列宁的政策评价为妄想性的:在1917年十月,他在不清楚他的决定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做了一个决定;而且,他的学说预先排除了从一个事件学习新东西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大胆是正确的学说所教导的;它不可能给那个学说补充什么。换言之,它不可能教给我们任何新的东西。列宁的信念正是圣茹斯特的名言的反面。它是妄想性的因为它否定了S1与S2之间的他异性。斯大林以他自己的迂回的方式,站到了圣茹斯特那边;至少,他本能地理解,革命与真实有关,而与被称作‘现实’的过去事件与过去评价的想象的混合无关。列宁和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革命当作一个现实来看待。更为普遍地,他们看起来对真实与现实之间的真实差异无感。斯大林不过是当真实回归一个否认它的世界时所发生的事情的症候罢了:它摧毁了所有的现实。”[8]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米尔纳详细阐述了使法国革命与后来的两三种理想的革命范式(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对一些人来说,古巴革命)分开的间隔,以及,使之与美国独立战争分开的间隔。被汉娜·阿伦特称赞为一个模范的美洲“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陷入了妥协(奴隶制,等等);在某种意义上说,直到1865年,甚至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场革命才完成,因此,合乎逻辑地,它缺乏法国革命的普世诉求。至于常规地以法国革命为参照,以法国革命为模范的共产主义革命,则对“大他者”采取了一种从根本上不同的立场。共产主义革命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对历史现实、其规律及倾向的清晰想法(“科学社会主义”),所以,尽管有各种预料之外的转折,但共产主义革命是完全处在这个历史现实的过程之中的。就像他们爱说的那样,各国不应根据各国的特殊情况来建设社会主义,而都应该建设符合普遍历史规律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理论上,这种革命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主体性的维度,失去了真实切入“客观现实”的那个激进的维度,这与法国革命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后者最激进的人物把革命设想为一个在更高的必要性上缺乏任何支持的开放的过程。圣茹斯特在1794年写道:“搞革命的人就像最初的航海家,大胆是他们唯一的向导。”[9]以下是米尔纳对这些话的解读:


“在圣茹斯特的类比中,探索者发现之前没有人看到过的东西。对他进入的政治区域来说,之前没有任何地图可供参考。这种无知对那些不参与探索的人来说特别真实。他们不可能看到革命者所看到的东西。当然,后者的位置也不比前者更高。尽管如此,他们的政治感知却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对革命者和他们不参加革命的同胞来说,之前也不存在什么共同的理论或实践的革命科学。结果,除革命者自己外,没有人可以表达对他们的选择的判断。这种情况与笛卡尔那里的情况的类似是令人震惊的,但圣茹斯特的类比还引起了另一个后果。革命的现实被比作了地球未被发现的部分。支持在革命发生前起草革命的地图是可能的(这一立场)是自相矛盾的。圣茹斯特会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拒斥为科幻杰作。的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计划在事先就被拒绝了。这就是一般被称作‘革命传统’的那个东西的矛盾之所在。它预设了历史上的几次革命共享一组特征,且这组特征定义了革命的理想类型,而这些特征的最主要的来源,是法国革命。但是,作为该历史序列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圣茹斯特会毫不畏缩地反对这样的概念。在他看来,一切革命本身都是一个类型。”[10]


这个基本的差异也引出了其他整个系列的差异。批评者喜欢指出,恐怖是革命的共同脉络。但对雅各宾派来说,恐怖是也用来反对革命本身的,极其有限的工具:他们发动国家的恐怖,来管理和限制民众的恐怖(1792年的“九月屠杀”)——其座右铭是:“让我们变得恐怖,这样人民就不必如此了。”雅各宾派的审判离斯大林主义的恶人审判还很远:许多被指控的人被宣布为无辜的,而被指控者的罪往往又是真实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知道丹东曾受英国人资助)。雅各宾派的整个行动模式(modus operandi)是公共的:不是密谋,而是国民议会上的发言,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失去权力的原因(就因为议会上的一次投票)。罗伯斯庇尔“想尽快结束革命;如其学说预见的那样,他准备好接受这点,即,为阻止内战,他自己的死亡将是必然的。”[11]与斯大林主义的革命者——他们以“以为自己知道的主体”(拉康)的身份行动——相比,雅各宾派革命者“只是确切地,在他不应该知道的情况下,才是一个革命者。更确切地说,他是构成革命姿势的,理应-不-知道的主体。”[12]在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是客观现实的一部分;它意味着一个主观的姿势,而这个姿势本身,即是真实在历史现实中的突显。


这当然不是说,罗伯斯庇尔的立场就没有它自己的对抗性的张力了。当米尔纳声称罗伯斯庇尔“相信他所说的——而我们知道这是他的症候”[13]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严格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理解这里的“症候”这个词,它不只是一个与“某种深刻特征的迹象”同意的术语。罗伯斯庇尔的真诚,他相信他所说的话的这种相信,矛盾地变成了某种他绝望地试图回避甚至压抑的东西、某种作为统合矛盾特征的妥协-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回归的东西的迹象。而为发现这一张力,我们也不应该害怕诉诸马克思主义:罗伯斯庇尔的平等至上主义,他对“平等之功利的投入”忽视的是,政治平等恰恰是经济不平等、经济上的阶级斗争的形式。


今天,我们也在未知的领域航行,没有全球性的认知制图来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但如果这,就像圣茹斯特对米尔纳来说那样,是对避免极权主义的闭合开放的希望呢?[14]那么,如果我们把列宁/托洛茨基当做对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的重复来阅读呢,谁是(或者说可能是)今天的列宁和托洛茨基呢?


[1] 引自http://www.marxistsfr.org/ebooks/lenin/state-and-revolution.pdf。(中译文见http://www.marxistsfr.org/chinese/lenin/191708-09译注)

[2]  Lenin, op.cit.

[3] Op. cit.

[4] Op. cit.

[5] Jean-Claude Milner, Relire la Revolution, Lagrasse: Verdier 2016, p. 246.

[6] Jean-Claude Milner, “The Prince and the Revolutionary,” quoted from http://crisiscritique.org/ccmarch/milner.pdf..

[7] Milner, op.cit.

[8] Milner, op.cit.

[9] Louis Antoine de Saint-Just, “Rapport sur les factions de l’étranger,” in Œuvres complètes, Paris: Gallimard 2004, p. 695.

[10] Jean-Claude Milner, “The Prince and the Revolutionary.”

[11]  Milner, Relire la Revolution, p. 129.

[12] Milner, op.cit., p. 128.

[13] Op.cit., p. 129.

[14] Jean-Claude Milner, “The Prince and the Revolutionary.”


返回页首

[快速回复] (HTML代码不可用)[高级回复]
请输入验证码: +jdlfjdlfljl12l12jl+*ljld- + +zdfn,n,/,/,;k1234-353;kdf;kdf;+*ljld- 4 (请输入计算结果)
表情
发言前,请仔细阅读并同意以下注意事项,未注册用户请返回社区首页注册。
1.请自觉遵守:Art-Ba-Ba论坛免责声明
2.请尊重网上道德;
3.自觉遵守:爱国、守法、自律、真实、文明的原则;
4.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各项有关法律法规;
5.严禁发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国家宗教政策、破坏社会稳定、侮辱、诽谤、教唆、淫秽等内容的作品;
6.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民事或刑事法律责任。
7.Art-Ba-Ba所有帖子仅代表作者本人意见,不代表本社区立场。
8.转载文章请注明出自“Art-ba-ba中国当代艺术社区(www.art-ba-ba.com)”。如是商业用途还请联系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