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俊:从“奇葩说”开启“丑闻”(Scandal)——公共对话的排演
发起人:脑回路  回复数:0   浏览数:198   最后更新:2017/05/12 22:30:12 by 脑回路
[楼主] 脑回路 2017-05-12 22:30:12

来源:凤凰艺术 文:姜俊



从“奇葩说”开启丑闻

利奥塔把先锋派定义为关于崇高(Sublime)的艺术。它从杜尚的《泉》开始带来“丑闻”,今天无论是崇高,还是“丑闻”都已经失效,“美”(beauty)又被重新推崇。“凤凰艺术”特约撰稿人,青年艺术评论家姜俊将给我们谈一谈公共领域、丑闻和《奇葩说》。


▲ 《奇葩说》海报


从“丑闻”到“奇葩”


1917年杜尚在创作他那经典的男用尿器《泉》时,并非只是追求骇人听闻,而是更多的期待着背后观众们的争论:对于什么是雕塑的讨论,带出对什么是艺术的思考,日常大众品背后是否有美学价值,以及艺术背后所谓的体制问题…… 而《泉》所引发丑闻效应(scandal)虽然在艺术史中后来被上千倍的放大,但就记录来看也的确引起了小范围的争论。


丑闻(英 Scandal,德 Skandal)在希腊文Skhandalon的意思是陷阱。它构成了一种稳定意义系统的突然崩塌,它呈现出无法进入理解的匪夷所思、骇人听闻,从而触发了一种重建诠释系统的机制。争论、讨论、话语便是开启其作品意义的过程,并使得新的理解在对话和传播中弥散出去,如同施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丑闻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提升”,它使得固化的意义群被再次打开,进入流动,形成反思。


▲ 杜尚,《泉》,1917


在《人的境遇》中汉娜·阿伦特认为,观众对于作品的讨论和观看一样重要,甚至更关键。对话只发生在平等的两个主体之间,不平等的双方之间只有命令和服从,审问和回答,因此建立平等、公正和开放的公共生活应该从建立日常生活中的对话机制开始。阿伦特认为,艺术被认为应该创造一种主体沟通的场景,促成主体间话语机制的建立。


▲ 汉娜·阿伦特


“在这样的机制上,艺术作品对于创造一个被形塑的世界和公共领域做出贡献,在其中他们可以提供一种’行动’的方向。”

先锋派艺术中的“丑闻效应”,不是为了开拓某种形式语言,而是为了激发对话、讨论的开启,并打开公众。它是一种从美学革命到日常生活的革命,再到政治革命的大计划。而先锋派艺术所造成的断裂和颠覆也正是发生在一个大众文化、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崛起的年代,同时也是新旧价值交替的时代。


今天“丑闻”主导的艺术逐渐失势。太多创作者一厢情愿以为的“丑闻”根本无法引起大众的关注,无法形成传播,更不可能展开讨论。因为1917年,在战争、高速的城市化进程、新科技的涌现中这个相对单一化的社会正处于动荡中,任何的小挑衅便都可以迅速触动意义系统,达到巨大的反响。相反在消费多元化的今天,在全球杂交化的文化中,本身意义系统呈现出碎片状、抽象、非连贯性、断裂和多元重叠,事件要浮出水面被人关注就无比困难,要形成“丑闻”和“震惊”就更是难上加难。


面对海量的信息,我们产生了一种手足无措的选择性障碍。施蒂格勒说,今天力比多经济进入崩溃,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了没有爱的、庸俗且有教养的观众。Interesting(有趣)成为当代人最广泛和暧昧的评价,它处于一种不知可否的中间地带,表明随时可以抽离的略加关注。“Be Cool” (酷)正是这一态度,面对所有的东西,我们不再有以前那种强烈和炙热的爱(炙热的爱显然不酷),只是抱有浅浅的兴趣,一种抽离的冷静,然后就轮番的更换。所有“丑闻”只被当做众多“景观”中的一个,还没有来得及被打开,展示细节,就已经被更替了。Nothing care(什么都不在意)成为了庸俗且有教养者的基本世界观。


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丑闻”逐渐消失,另一个概念“奇葩”出现在地平线上。 “百度知道”中解释道:


“奇葩原意是指奇特而美丽的花朵,常用来比喻不同寻常的优秀文艺作品或非常出众的人物。现比喻某人(或某事物)不落世俗,个性十足。当今这个词更多带有调侃和讽刺意味,指与原本美好出众的事物不同。奇葩多指向一些正常人行为和思维以外的,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

“奇葩”所指的“正常人行为和思维以外的,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也是构成了“丑闻”最为基本的特征。但是它包含了无害的欣赏,在其中完全丧失了某种震惊,成为了消费式景观。


对于各种边缘事件的挖掘和开发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当代艺术的流行趋势,它们已经不再造成“丑闻”而是景观式的“奇葩”。在中国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如同余华所言,现实所展现的荒诞、扭曲往往远远超出艺术家们的想象力。

▲ 余华的《兄弟》,对于现实荒诞性的礼赞


艺术的工作不应该只是停留于制造奇葩,而是希望可以寻找一条还原“丑闻”之路。


辩论、对话机制、公共领域


今年3月在香港开会的时候,听了全球各种当代艺术和社区结合的案例,大多是全球各地策展人和艺术家对于各自在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实践的介绍,包括伦敦地铁的艺术项目、丹麦的超级线性公园、北京大栅栏更新计划…… 大多数侧重创造者的单方面描述,而且也多少都配合城市更新,商业升级,即一种艺术文化上的绅士化。当时水土不服的我在宾馆里躺了一天,顺便看了被朋友推荐的《奇葩说》,结合自己对于“公共领域”的研究和阅读,感触良多:相对于很多的公共艺术项目,它才真正带来了我们所谓的公共领域,即对话机制的养成。


▲《奇葩说》第四季现场


《奇葩说》是被娱乐化了的辩论竞赛。辩论可以追述到古希腊时期的城邦民主,它是城邦日常政治决策的机制。现代的辩论起源于18世纪早期的伦敦。今天辩论赛已经成为了一种严肃专业的竞技,但当时在一个还是铅字印刷为主导的时代,辩论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公共娱乐。当时的辩论共同体(debating society)伴随着同一时期公共领域的崛起(在法国公共领域主要以文学沙龙的形式展开),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公共游戏平台,它既有剧场性又有参与性,以及时事效应。


始作俑者的 John Henley 在1726年伦敦Newport区首先建立了收费的辩论场“演说术”(Oratory),之后由于商业化的成功,它的公司搬到了更为中心的地点Lincoln's Inn Fields,并引起了一阵风潮。终于在18世纪70年,辩论社团在伦敦成功扎根。它有着极大的公众参与性,允许各个阶层和性别参加,并也构成了当时所理解的消遣。1780年大概有35家不同的辩论社团在各地推广和举办可以容纳650人到1200人的辩论会,并从大众中甄选最为热门的社会议题作为辩题。它成为了在启蒙时期最为典型的公共领域的代表——一个从威权体制中分裂出来架空的讨论领域,展开批判和发展新思想,新哲学的平台。

▲ AnicetCharles Gabriel Lemonnier,《在乔芙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129.5 × 196 cm,1812,在法国公共领域主要以文学沙龙的形式展开


▲ 伦敦的辩论共同体

▲ 19世纪的Lincoln’s Inn Fields


徐贲在《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讨论了中国公共话语中的各种问题,充斥着逻辑错误和情感膨胀的政治或商业宣传。就如同《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书记所言,“在中国,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力”,在这样的决策环境中,公共说理是否有效,逻辑正确对于最后决策和事项的落实是否有帮助,这将是另一个更为庞大的问题。

▲ 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


▲ 《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书记所言,“在中国,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力”


今天当我们进入中国式的协商空间,首先意识到对话双方之间地位和身份的差异。其间不存在某种抽离的平等感,在对话中每个参与者都非常明白权力的方向,因为事实的方向往往不太重要,因为“在中国,一把手拥有绝对的权力”。这一套机制内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难发现任何的语言都是策略性的,它取决于个体角色是否可以从中达成目的。就如同Right的中文翻译——权利,这完全是一个通过西学东渐被创造出来的外来语。西方的Right被预设为那种彼岸性绝对的律令(Being),而中国的“权”字,其实是一种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秤锤。这个晚清的新词“权利”不是彼岸的真理,而是此岸力量消长、博弈后的趋于恐怖平衡的结果,因此权利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被不断试探底线的。


福柯在讨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时,貌似撼动了西方文化的合法性根本,叙述出了一种事实——知识和权力的狼狈为奸,但其实这只是由于西方习惯于虚构出一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彼岸之真理,并总是可以让那套虚构的设置(宗教或是科学)处于无形。福柯只是使得那个不可见的合谋变得可见。而经历过多次革命和转型的中国人只会笑笑,这么浅显的道理早就在“指鹿为马”的成语中明确的彰显出来了,毕竟“权”是一个能够移动的秤砣。事实在中国本来就暧昧不清。


今天我们期待一种可以实现平等协商和对话的公共领域,我们希望尽量的隔绝权力对事实的改写,哪怕多么渺茫。在那里每一个主体都可以暂时悬置自己的权力,尽可能的用语言去论述、表达、用逻辑的话语去理论,去争取对方的支持,同时可以耐心的倾听,去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即使无法求同存异的解决争端和问题,也可以使得问题在各个层面和角度被充分的展开。


《奇葩说》和所有的辩论竞赛一样,参与者被赋予平等说话的权力,整个场域成为一块和日常空间隔离的异托邦,一切以言说本身为王。这整一套的玩法无疑是人工虚构,是架空的游戏规则,是反自然的设置,并需要长时间的操练和维护。德国美学理论家席勒认为文化教育就是使得自然被人工化的过程,文明也就此发生。为了使这套机制在日常生活中的展开,它在今天必须要获得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大众,最后使得这一整规制逐渐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潜意识之中,并构成生存处境(Befindlichkeit)的基本。

▲ 德国美学理论家席勒


作为大众娱乐的辩论会


喜闻乐见的,容易被理解的艺术形式是如何的呢?在今天它应该符合娱乐工业的多种特点。娱乐工业往往会被理解为消费社会中最为重要的麻痹剂,就如同是赫胥黎1931年创作的反乌托邦未来小说《美丽新世界》中那种“唆麻”(一种无副作用的致幻剂),当情绪低落时,来一剂,必定愁云消散。按照阿多诺的说法,二战后有了电视机的工人阶级已经被缴械投降,他们丧失了任何的反思,以及革命性。娱乐工业成为了一种高强度、乏味工作后的补偿。在今天,如果当代艺术可以打着反思和批判的口号成为一种娱乐,那么相反在娱乐的多样化分层中难道就不会逐渐开始展现出反思和批判的维度吗?其二者的分界线到底有多么明晰?


▲ 同是赫胥黎1931年创作的反乌托邦未来小说《美丽新世界》


今天被竞赛化了的辩论会已经成为了某种艰涩的脑力竞技,它与当初作为消遣和大众参与的伦敦辩论会渐行渐远。在18世纪的辩论会中观众既是这一活动的参与者,同时也随时可以转化为辩者。在观看他人辩论的时候,自己也不断的在心中操练着,模拟着,并给出自己对台上表现的评价。那是一种业余者之爱、一种深深的关切,在这一机制下激发的生存处境链接着众多的主体,并以此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

▲ 哈贝马斯的理论导图


作为今天被广泛传播和衍生的娱乐综艺节目达人秀(Got Talent)同样出自于英国,它模糊了职业和业余的分界,在挑战中观众看到了一种从“Nobody”成为“somebody”的希望,即从不可见成为可见的飞跃,它礼赞了某种业余者的爱,但同时也使它成为了一种可以被展示和表演的奇观。


▲ 英国达人秀现场


《奇葩说》是达人秀和辩论竞赛杂交后的成果。因此可以说《奇葩说》只是恢复了辩论会在其草创年代的社会意义——一种大众参与的游戏。英国人善于发明和利用游戏,辩论作为当时的一种大众参与的游戏形式,也有着自己的游戏规则,如辩论者不允许互相诽谤、侮辱,不允许偏离议题等等。它们遵循着一种理性对话和竞争的基本原则。


游戏在今天被赋予极高的理论意义,它被和整个英国议会政治,以及平等、公正、开放的司法程序放在一起论述。一种对于游戏规则的尊重成为了契约社会和商业经济的基础。如同席勒所提出的自由的审美游戏那样,任何抽象的理念必须要配合一套合适的感性形式,使得理念可以附着于一种切实的可操作性上,那么就要成为游戏,不断地让人演练,让它以一种行动养成的方式深入骨髓。游戏担负着塑造了大众生存心态的艰巨责任,是所有社会成员进入社会前的预备练习。

▲ 英国皇家文艺学会


在诠释中重新开启“丑闻”


如前所述今天“丑闻”变成了“奇葩”,丧失了震惊,却包含了无害的欣赏,成为了消费。施蒂格勒所言的“丑闻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提升”在1917年更容易成立,而今天却颇为艰难。


▲ 施蒂格勒


从力比多经济崩溃的角度看、消费产品的大大过剩正是导致了“什么都不在意”、“酷”的态度,从而造成了“丑闻的奇葩化”。如何翻转这一过程呢?如何在关注的虚无主义中重新塑造“爱的关切”。他需一种人工化的辅助。在今天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要想获得大众的青睐必须要有一套吸引大众关注的装备——娱乐化。让作品变得有趣,从而走近公众,并使更多人进入作品,并为此花费更多的时间,和作品共振,最后达到共鸣,这时作品中的意义才能豁然开朗——开启一种“丑闻”的诠释学


诠释成为了打开“丑闻”的基本路径。《奇葩说》中最为关键的是“说”字——话语、论证、批判。今天在智能算法的帮助下各种信息的分类和定点推送把我们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只看到自己喜爱和熟悉的范围,它使得社会中各个群体被隔离。人们在自己的小圈子中越来越放弃了想象他人生活的可能。通过娱乐的形式,《奇葩说》使得那些习惯于被封闭在小圈子中唱着单一曲调的人们,打破了封闭的聚合,使得个体重新开始流动,聚拢到这个话语的公共平台中,跟着进入诠释的展开、观点的碰撞。

▲ 奇葩说第四季现场


在对话中,一个观点都辩证的拥有两面,辩证法(Dialectic)本来就是出于古希腊式的“对话本”(Dialog),它从正和反两方面打开事物的各种面向。在辩论中,所有的辩者都被鼓励寻找不同的视角去论述自己的观点。新的角度提供了我们一种思想的间距,创造出某种“洞见”。


我们在分析和展开中,打开了对于事物固化的认知,使得一切都在运动中重新链接,并获得想象力到知性的扩展,从而形成一种更为复杂的新诠释框架,即一种康德所谓的崇高(Erhaben),它不断推动着知性的提升。这也是“丑闻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提升”的本质意涵。


许多辩手的业余出身为所有人展示了某种可以通向独立思考的可能。他们来自各种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甚至是性倾向,以切身经验、话语和思维标示着“奇葩”这个符号。逻辑并未在这里成为一种唯一的标准,情感的形式同样重要。每个辩手作为不同的个体必须在辩题中被展示和挖掘,同时辩题也要落地,在每个个体的具体的情景中获得演绎,共鸣在不同的切身故事中奏响。这迫使人们暂时放弃自己单一的认知,进入对他者生活的想象,构成了一种跨个体性的链接。它提供了使得不可见者进入大众可见的状态,使得那种陌生的话语和思想表达可以被听到,被重新评估。

▲ 辩手黄执中


无论如何作为游戏辩论的《奇葩说》在中国当下的语境中应该被赋予一种更高的期待,它在培育一种新的健康的公众生活———公共领域,操练一种主体间平等、开放、理性的对话方式。每一代人正在各自时代的“游戏”中被形塑出来的,我们应该在对自身的反思中努力实施一种未来生活的可能。它应该从话语的养成出发(Bildung),重建一种新的力比多经济。这一过程是潜移默化的,长期且漫长的,他致力于一种远景式的预见,根植于当下点点滴滴的耕耘。

▲ 辩手马薇薇


▲ 辩手肖骁


在一个抢夺关注度的时代,只有亲民的外表,才可以获得你之后希望的展开。在“美”的背后应该隐蔽着“丑闻”,并一定要在一套话语的机制中带出问题,形成有效沟通,从而打开各种意义的可能性,展示生活的复杂,展开想象力的驰骋——即让“丑闻”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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