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其:有没有截然分明的东西方文明史和艺术史?
发起人:橡皮擦  回复数:0   浏览数:274   最后更新:2017/05/13 19:24:59 by 橡皮擦
[楼主] 橡皮擦 2017-05-13 19:24:59

来源:中国美术报 文:朱其


不久前在中国美术馆的袁运生个展,让人惊异于袁先生近40年真正的力作并非机场壁画,而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实验水墨,近期的实验性的青绿山水则更有新意。在中国美术馆盛大的官方开幕式和研讨会之后,袁先生邀请中青年学人进行跨学科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文明的自觉”。袁先生早在80年代初就赴美国,较早提出中国的现代艺术不应该追随西方体系,应回到东方文明框架下的东方艺术源头。近年,他力主建立中国自己的教育体系,造型训练以佛像、青铜器为主。

从徐悲鸿一代起,上几代老先生思考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基于一种东西方文明史和艺术史的二元框架,这种所谓东西文明史观和艺术史观在理论上是不成立的,这是一种想象中的文明史和艺术史观,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对人类文明缺乏系统认识的一种误解。当然,这并不影响对袁先生艺术实践的肯定。对艺术家而言,创作实践并不一定按对东西文明史误读的思想,有许多创作还是基于自身的艺术训练和时代语境,对所谓“西方艺术”和西方文明史误读的想象性理解,与创作并不是一致的。

“西方”是什么?第一,我们今天所说的“西方”是指17世纪以后建构起来的现代性,而不是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的欧洲。17世纪以前并不存在纯粹的西方,这是一种文明史的常识。

第二,政治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不一样,政治的现代性,欧洲尚有一个希腊城邦制、罗马法制的自身源头。但在艺术史上,就很难说17世纪以前有一个纯粹的欧洲艺术史,西方的艺术史学者出于历史写作的文化政治,不愿把欧洲艺术史的源头写成埃及。但事实上,欧洲古希腊的艺术源头就是埃及。古希腊的雕塑受到埃及影响,欧洲中世纪的圣像画来自于拜占庭的土耳其、中东一带的影响,文艺复兴以后的巴洛克、洛可可装饰艺术,实际上来自于伊斯兰的装饰艺术,后者又跟阿拉伯的几何数学有关。

因此,所谓自古希腊起始就有一个源于自身的西方艺术传统,后来又在17世纪后诞生基于欧洲自身传统的现代性艺术,实际上,自民国以后数代老先生的知识视野和思想方式,认定存在一种所谓的东西方艺术史和文明史的分野,这实际上是一个知识误区,乃由于上几代人对世界文明史和艺术史知识和考察条件的缺乏所致。

17世纪以前,很难说欧洲就是一个纯粹的西方文化。从艺术史的角度说,世界艺术史一开始就是东西方互动的一个事情,埃及雕刻影响了希腊雕塑;希腊罗马艺术进入到了印度,影响印度的雕塑和建筑;印度的佛教影响了中国,中国的水墨画影响了日本;欧洲的现代主义影响了亚洲艺术。二战后,亚洲的禅宗、书法影响了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和激浪派,印度佛教影响了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南亚的传统音乐影响了美国极简主义音乐。

世界艺术史自始至终在文化地理上呈一种循环的跨文化交互影响,并不存在一个截然分明的东西方艺术史。即便在20世纪,亦不能看作西方现代主义对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单一影响,它实际上是跨文化的交互影响,亚洲的宗教和艺术传统亦对西方现代艺术产生过反向的影响。这个反向性的影响,即现代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关系。

20世纪的西方艺术,它的主线是从立体主义到概念艺术。但实际上还有一条副线,即从印象派、抽象表现主义到激浪派的脉络,我将此称作现代主义的东方主义。

西方艺术进入亚洲,我觉得有一个现代性的困局,大概有四个方面。一是用西方的语言观念及形式来改造自身的语言传统。二是语言观念的民族主义,即从东西方文明和艺术的比较史观的视野,寻求东西合璧的方法论。三是受到形式主义的艺术史及语言史的西方艺术史观的影响,忽视艺术的生成系统的总体性。艺术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成系统,包括政治、宗教等系统。四是亚洲传统,原来有一个宗教神性以及像文人画、山水诗歌的诗学传统,这个传统在20世纪基本被放弃了,同时放弃了关于艺术与神性和诗学的关系。

20世纪亚洲所面对的艺术现代性的议题,主要是现代主义与东方主义的关系,关于这个关系数代人在东西方文明史和艺术史的二元框架中思考了一个世纪,但实际上是一个知识误区。

亚洲现代性的困境是什么?从19世纪末开始,中日韩印的艺术现代化都走过了相同的道路,从徐悲鸿到欧洲去学习,回来办美术学校,教写实主义,之后变成立体主义。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搞当代艺术,中日韩印的整个过程及模式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一个时间差,印度最早学习西方,比中国早了30年,日本比中国早了20年,韩国比中国早10年。你会发现什么?四国不仅借鉴西方艺术的现代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用西方观念搞现代艺术本土化、民族化的语言套路是一样的,甚至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的。四个国家的艺术人在当时并没有相互交流,但为何从现代化、语言套路甚至所犯的错误都一样,这个原因在哪里呢?

我觉得原因在于,中日韩印的艺术人都是从东西文明史和艺术比较史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因此,我觉得新一代艺术人一定要跳出这个二元视野。袁先生早期认为应该结束向西方艺术学习,回归东方。这是几代艺术家对东西方文明史观的一个想象性误解,导致一种用西方的语言方法来生产出中国图像、日本图像、韩国图像和印度图像。在想象性的东西两大语言系统之间做了一批东方主义的现代主义艺术。

20世纪的亚洲艺术基本上没有越出这个框架。现在是到了跳出东西方的文明史的想象框架的时候了,重要的不是回到东方,而是回到整个世界文明史和艺术史的视野,重新确立中国艺术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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