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俊:跨学科的可能——“Seeds of Time | 时间的种子”
发起人:脑回路  回复数:0   浏览数:185   最后更新:2017/05/16 16:54:19 by 脑回路
[楼主] 脑回路 2017-05-16 16:54:19

来源:凤凰艺术 文:姜俊



“ShanghaiProject | 上海种子”第二章于2017年4月22日开幕并持续100天,展览以同名记录片“Seedsof Time | 时间的种子”为题。由李龙雨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鲁斯特联合策划。展览试图通过融合艺术、文学(科幻)、科技、社会学、环境科学、生物学、医学等,更好地理解当下紧迫的环境和社会问题,探索一种可持续的解决之道。


本次上海种子第二章开幕论坛以对话的形式对第一章上海种子的主题“远景2116”做出回应,同时延续“根基研究员”(Root Researcher)及“研究员”(Researcher)的体系,将来自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将汇聚一堂,基于对人类现下生活与未来发展的思考,探讨“关于未来的愿景:挑战当下的现实和未来的不可能性”,并同时邀请了人类学、生态学、建筑学、地理学、基因科学等多领域科学研究者一同思考当下生活,畅想一百年后的世界。


▲ 上海种子第二章“时间的种子”开幕式现场(联合艺术总监李龙雨+小汉斯)

▲ 上海种子马拉松访谈-李禹焕

▲ 上海种子马拉松访谈-喻红

▲ 新闻发布会 (小汉斯,戴志康,张雷,李龙雨)

▲ 上海种子第二章“时间的种子”开幕表演-预展


我们如何看待“ShanghaiProject | 上海种子”?它是一个展览、一系列的研讨会、论坛、工作坊、表演的剧场、实验室……?它是艺术还是科学?和它所提倡的跨媒体一样,它首先是跨媒体的的实验。这一切都等待大家的参与、挖掘、开发、扩展。


中文题目“上海种子”有一种指向未来的意向,代表着今天对于明天的希望。而明天是即将到来的乌托邦还是“敌托邦”(Dystopia)悬而未决。英文题目“Shanghai Project”(上海项目)显得非常中性。在我们今天这个以项目主导的时代,项目代表了一种介于确定和不确定之间的未来,介于可控和不控之间的博弈。


所有面相现实和未来的项目必定是跨学科的,它假设了一个可以链接此时此地的问题,并完成自我合法性认证,提出了相应的规划,和解决方案。众所周知,所有现实的问题都超出既有的单个学科框架,并在和环境的某种运动中不断发展和变异,特别是涉及到对于未来的畅想,因此项目也必须要在跨学科的协作中进行。


▲ “未来线路”,邱黯雄及其根基研究员团队成员李倩与杨磊。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再现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 “迷你脑”(细节图),托马斯·哈东与戴维·帕米埃斯。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细节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 “重新理解衰老”,金斯顿,2017年,原始资料,尺寸可变。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 “身影”,aaajiao,纹身现场,2015年。与许聪、刘晓光、谭硕欣和范石三共同完成;医学顾问车烨炯。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理性和感性的聚散离合


今天我们的学科分类,如艺术和科学的分离起源于18世纪认识论的兴起。当时面对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理性和感性被故意撕裂,这无疑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但就今天来说在各种学科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边界早已过时,理性和感性又必须在交织和互补中齐头并进。艺术和科学技术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专业化的进程已经陷入了危机。


一方面,科学无法被作为清晰规定的理性方法典范来自我定义,另一方面,艺术也无法要求一个特殊的地位,来证明其感性创造力的自律。今天我们无论是从艺术家角度去看跨学科研究,还是从科学家角度去看和艺术的跨界联合,想象,直觉和创造性在科学中的工作,计算、分析和实验在艺术、建筑和设计中同样重要。

▲ “地震”,黄锐。装置、混合媒材,320×230×230厘米, 2008。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 “极限碰触:舞动的软管、云母立方、电炉上的水滴、无题(彩虹/水)”,古斯塔夫·梅茨戈尔。一系列装置与混合媒材,尺寸可变,1968/2017。致谢Kunsthall奥斯陆与Øyvind Mellbye。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 “100 件物品:关于未来的历史”,韩卫宇×陈熹,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 “重置现代性!上海站”,布鲁诺·拉图尔及其根基研究员团队成员杰米·艾伦、马丁·吉纳德-特雷、克劳德·玛卓托(òbelo)、多纳托·瑞奇、玛雅·桑博(òbelo)。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现场图,2017。图片由上海种子提供


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区别更多的是在对于从实践到效果中各项的配比权衡罢了。从18世纪的认识论转折来说,理性和感性认知之间的分离构成了科学和艺术各科的分离,这也正是布鲁诺·拉图尔所强烈批判的。这一分离还引起了一系列的二元论的展开,比如主体和客体、自然和文化,但根据拉图而来说,这些分离在现实操作中都未真正的发生过。任何宣称自然法则性的客观也都是集体主观的建构。


理性和感性的分离可以追溯到德国美学奠基人亚历山大·戈特利布·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按照他的理解,感性的认知把世界的丰富性落实在作为总体经验的关系网上。感性是无法用抽象概念把握的,所以必定停留在模糊的复杂性之中。相反,理性的认知定向于清晰地对概念的把握,并为此要求抽象性,以此总体性经验可以被加工、处理和切分为单个要素,并在上下指涉的逻辑操作中系统化。对此理性认知虽然清晰,但是却和被认知者个体性相分离,也就是说,事物构成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总是被理性认知简化,并始终停留在感性层面。


感性不只是指身体感官,如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和味觉,还指一些能力,按照鲍姆嘉通的说法,这些能力对于认知丰富性特别必要——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概念塑型力(Begriffsbildungskraft)、记忆力(Erinnerungskraft)或诗性力(Dichtkraft);这些能力让我们有能力越过单纯的感知,进入一个实质性的体验(erleben)。

▲ “时间的种子”,卡里·福勒。由桑迪·麦克劳德导演的电影,77分钟,纪录片静止图像,2013年。由研究员允惠。

▲ “出口”,迪勒·斯科菲迪奥+兰弗洛设计事务所、马克·汉森、劳拉·库尔干与本·鲁宾,与罗伯特·吉拉德·彼得鲁斯及斯瓦特·史密斯合作。动画投影,45分钟,2008-2015。巴黎卡地亚艺术当代艺术基金会收藏。展览现场图,摄影:吕克·柏格立。

▲ “极限碰触:舞动的软管、云母立方、电炉上的水滴、无题(彩虹/水)”,古斯塔夫·梅茨戈尔。一系列装置与混合媒材,尺寸可变,1968年/2017年。由研究员允惠。致谢Kunsthall奥斯陆与Øyvind Mellbye。

▲ “什么正在消逝?空房间”,林璎。装置现场,2009年。由什么正在消逝?基金会允惠。图片由马修·尼德豪泽提供。


对于理性和感性的区分无法等同于艺术和科学的区分。我更多只是展示了两种认知的极点,它就如同阴和阳一样,如何的知识生产和创造活动都处于两极之间运动:没有一项科学是没有感性维度的,也没有一项艺术是没有理性建构的。


艺术和科学的区别只是诸权衡、配比有所不同。科学主要是在概念性规划的知识形式下瞄向理性的认知,相反,艺术以感性认知为目标。感性和理性处于一种互相的补偿中,平等的互动关系中。


在康德之后对于感性的讨论逐渐在哲学中被边缘化,理性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第一性高度,成为了之后在20世纪中被各个方面着力批判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从尼采逐渐开始对于感性的复权也开启了多样的新路径,它们批判地对待理性的霸权,并质疑了单向面的合理性信仰。现在这一批判终于转换到体制化的向度,成为艺术和科学跨学科的基础——因为正是在这里,感性和理性在一个开放且平等的互动中游戏着。一个相应的世界开拓必须在非概念性(感性,das Nichtbegriffliche)和概念性之间互动,并让其游戏成为有生产性的动态。

▲ “雨前夏风”,王旭。4K视频,12分25秒,2017年。由研究员允惠。

▲ “百尺竿头”,喻红。布面丙烯,600×250厘米(三联,每幅200×250厘米),2015年。由研究员与长征空间允惠。

▲ “许愿树”,小野洋子。装置于展览“半风”现场,2013年6月1日至9月15日。由丹麦路易斯安那现代艺术博物馆允惠。图片由比亚克·厄斯泰兹提供。

▲ “身影”,aaajiao。纹身现场,2015年。由研究员允惠。与许聪、刘晓光、谭硕欣和范石三共同完成;医学顾问车烨炯。


跨学科与创意经济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今天的创意经济的视角中,传统学科的僵化设置早已经被开发殆尽,必须被重新打破,使得各个因素得以在想象力的驰骋下重新开放、链接、重组,即成为所谓的“新物种”。众所周知,任何的学科分类势必在一种选择下遮蔽了其他多种可能性。而创意经济的本质正是在已经被开发殆尽的既有学科的夹缝中继续挖掘尚未被发现的蓝海。


在奥裔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理论下,通过跨学科,打开和重建显示出了无限的前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可以在“景气循环”中被再次观看,在充满激烈竞争的商业环境下,任何产业的发展都会有一种利润递减的趋势。而只有创新(Innovation) 才可以打破这种低迷,它就如同是黑格尔所谓的扬弃(aufheben),放弃了原有的维度,在新的维度中重新开始。熊彼得认为,创新就是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


今天在既有的学科分类中,在固定的语法下力比多已经疲乏而无力。而消费主义经济极其依赖力比多扩展的广度和深度,因为消费必须要建立在感性体验和技术的协调一致上(对于体验性的追求),这样普遍疲软的力比多才可以被再次激发。一种感性和理性全面的结合成为了毋庸置疑的选择。如上所言,鲍姆嘉通以降,感性被定义为某种非概念性的模糊,它充满无限的可能,无法被简化和还原,因此在对于感性的再次关注和聚焦中,我们发现无限的体验点可以在黑暗中被唤醒,导向某种新的欲望,他需要科学技术的全力配合,从而开启一种经济上的未来。这时感性已经不再用于批判工具理性,强调感性和多元的个体,而是思考如何把感性和个体的差异性导入经济,并和工具理性深度结合,挖掘尚未被开放的人之欲望。

▲ “重新理解衰老”的原始资料,金斯顿。各种动物的生命周期。已知秀丽隐杆线虫959个细胞的完整序列。由研究员允惠。

▲ “想象地理学”,邱志杰。微喷打印,366×244厘米,2017年。由研究员允惠。

▲ “跨越世代的致歉”, 珍妮弗·雅与萨拉·施莱辛格合作。雕塑与板面绘画, 38 × 36 × 28 厘米(雕塑)、41 × 51 × 2 厘米(单件板面绘画), 2017年。由研究员允惠。


“重置现代性”和未知的未来


“时间的种子”正致力于此,即一种理性和感性的再度融合,科学和艺术的对话。它将呈现一系列概念线索,其中五个主要节点由五位上海种子的根基研究员所提出,他们是:布鲁诺·拉图尔、索菲亚·阿尔-玛利亚、邱黯雄、奥托邦戈·恩坎加、张海濛。他们来自于不同的领域,组建各自的跨学科团队来完成全新的委约创作,以共同的关怀和迫切的心情来讨论可持续性问题。他们无疑都在脑洞打开中为我们展开各自的对于未来的想象。


从5月4日到7日在喜玛拉雅美术馆举办了由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AIME小组策划的工作坊《重置现代性!上海站》已经结束。如题所示拉图尔提出了“重置现代性”这个野心勃勃的命题。他认为,当下我们面临着双重矛盾:第一矛盾为“人类发展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另一种矛盾是“在财富分配上明显的社会分层”。这一方面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今天的“生态变异”(人对于自然的过度开发),另一方面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共产主义自其诞生以来就面对的)。隐匿在他们背后的那个幽灵正是工具理性:人对于自然的客体化、工具化,以及人们之间互相的客体化和工具化。


从18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现代性正是在主观和客观、自然和文化对立的二元论之上建立起来的,即拥有理性的人除了在文化的内部世界实施改造,还不断地扩展到外部世界中。他们的力量早已逾越了自然和人工(artifact)分界,自然完全被人工所吞噬,即构成了一个进入人类控制和滥用下的时代——“人类纪”(Anthropocene)。而同时人类社会自身的工具系统化也使得另一种人祸式的灾难在20世纪暴露无遗,其二者互相交织。我们的未来将是一个灾难性的深渊,所以“重置”变得极为重要,更新推动现代性的基本哲学原则成为了他的努力的方向。


▲ “思维宫殿”, 李鼐含。虚拟现实体验与装置, 2017年。由研究员允惠。


拉图尔从人类学的背景中强调了多种自然,而主客体分离的“自然”只是多种类型中的一种。他指出,如果我们在波澜壮阔的“人类纪”维度上看,和后现代推崇的文化的多元性一样,那么被文化化了的自然也是多元的。在后现代中我们允许文化的多元性共存,但这样的多元只是以表象的方式出场,它们有着共同的分母,那就是“现代性”。在其中文化的多元主义往往只是作为某种消费的对象被展示。


拉图尔所谓的“重置现代性”应该是对于这个“分母”的重置。但如何重置呢?这些都还一团乱麻,今天人类学成为了学界普遍期待的方向,一种异质性的非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会给我们这些长期习惯于“现代性便利”的人带来某种启发。只有在对于另一种生活方式,及其世界观的认识中才可能创造某种对于未来之可能性的想象,找出重置这一“分母”的方法。这也是拉图尔和他的团队AIME小组巡回世界调研的目的,它仅仅是开始,抛出了一个问题意识,解决方案还在慢慢远方。


“上海种子”创造了一个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交流观点和对话的平台,所有的参与者无论是艺术家、科学家、人类学者都试图从他们的角度展开思考,拉图尔的倡议也只是众多中的一个罢了。

▲ “未来线路”,邱黯雄及其根基研究员团队成员李倩与杨磊。概念图与说明文字,2017年。由根基研究员允惠。

▲ “重置现代性!上海站”,布鲁诺·拉图尔及其根基研究员团队成员杰米·艾伦、马丁·吉纳德-特雷、克劳德·玛卓托(òbelo)、多纳托·瑞奇、玛雅·桑博(òbelo)。大体说明图,2017年。由òbelo(根基研究员团队成员克劳德·玛卓托与玛雅·桑博)允惠。


除此之外艺术家、作家和电影制作人索菲亚·阿尔-玛利亚及其小组成员联合创作的《执迷之物》,结合了影像、舞蹈与文本等多重形式,以预演“未来”并祝福2116。视觉艺术家邱黯雄团队计划在一辆公交车上实现的公共艺术项目《未来线路》,巧妙地与另一位研究员——科幻小说家刘宇昆(Ken Liu)特别为上海种子所撰写的《上海48小时:国际游客周末观光指南,行星漫游者出品,2116》相呼应,两者分别以影像装置与文本的形态,讲述一趟发生在百年后的“上海之旅”。表演艺术家奥托邦戈·恩坎加小组的“土地对话”、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张海濛及其小组成员所开发的线上游戏《玩出未来2116》,分别已经在2016年秋天得到完满呈现,其成果将以直接而生动的形式在第二章的展览中得到再现。


在由根基研究员所提供的跨学科视角下,上海种子所邀请的其他个体研究员们,则从不同领域进一步回应了展览的题目——“时间的种子”,探索生态变革的因果,呼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迪勒·斯科菲迪奥+兰弗洛设计事务所(Diller Scofidio + Renfro)带来的《出口》,在接近360度的全景式荧幕上呈现“转译”自大量调查数据的动态图像,直观地还原人口迁徙(移民)、气候变迁等发生在地球村的一系列“运动”(Movement),并揭示数据变化背后的深远影响。艺术家刘窗以自己的三件作品分别对应两组科学家——托马斯·哈东(Thomas Hartung)和戴维·帕米埃斯(David Pamies),以及金斯顿(Stuart Kim)的研究成果,四件展项的并置有趣而耐人寻味:一方面,科技意味进步,是问题的解决之道;另一方面,科技也滋生新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得到修正和治愈……


总之“Shanghai Project | 上海种子”之“时间的种子”是一系列的过程、实验、畅想、提议、讨论和言说。它只是从各个角度和维度想象问题、提出问题、打开问题、远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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