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灿灿：穷横的趣味 - 中国当代艺术社区

上月28日，被各路媒体宣传已久的第二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终于正式开幕，这也使近期非常活跃的策展人崔灿灿再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在展览开幕前后这段并不长的时间内，崔灿灿坦言自己已经接受了很多个采访，“我这种人算是经常在艺术媒体上露脸，露的都已经招人烦了"。不过面对我们，他依然能够忠实于自己口若悬河的本能，“但我会尽量争取每次说的都不一样"。关于策展、关于艺术，他总是还有很多话可以说。

这次的主题是“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概念对王庆松和我来说，很重要的是一种雄心的体现，从各个角度汇集成一种文化形态并试图改变我们今天的现实。万物要从基础做起，但每一块砖都可以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千万种变化的可能。就好比在策展人团队中王庆松和我选择与来自尼日利亚的Bisi Silva合作，她一直关注非洲摄影，身份、种族、权力的问题与她的方向比较贴近。非洲与中国在某些地方很像，首先都不是当代艺术起步很早的地域，其次都包含着极为复杂的问题，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处在模糊又混沌的状态。选择Bisi Silva也是选择一种立场，这是我们希望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会有的样貌——它不应有固定形态，我们也不试图去界定，而是试图去打破以往的界限。评奖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虽然不需要也拿不出一套绝对的标准来要求所有人，但一个奖项当然会有它的价值倾向，从今年的评选结果来看偏向于行为，在于影像的运用而非影像本身，艺术可以不断和社会发生关系，但又与时代保持距离。

第二届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海报。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厉槟源，《臭水沟的春天》《无间》，影像，6'19''，2015。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何云昌，《同名同姓-李刚》，120×173cm。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这种观点早已有之，但我并不愿意使用“边缘"二字，并不承认任何媒介边缘的前提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强调主流呢？这个社会本来就处在流动的状态中，影像、摄影也好，装置、行为也好，实际上哪种类型消亡都没问题，除非你是一个极度顽固、试图捍卫和振兴某种特定媒介的保守主义者，这类人通常会有强烈的使命感。而我不是，我觉得一切边缘化都可以。

很多概念都有类似的相对关系，人们容易受自己的思维定式控制。比如常有人说我们要扶持年轻艺术家，问题是年轻艺术家需要扶持吗？当代艺术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接替的工作，并不是说这一代完了马上就要下一代接上，接不上其实也完全可以。很多时候我也在想，我并不是要让自己做的东西刻意边缘化或主流化，而只要保持流动状就可以了。实际上，那些宣称影像边缘化的论调不断出现时，背后潜藏着危险——我们是不是在以影像作为自我的假定？与边缘相对的是主流，后者天然和权力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文化当然有权力，策展人也有，他们可以改变趋势，但相对今天藏家趣味胜出的局面而言，策展人权力是无用的。所以有些时候我说我做的那些东西就是穷横——又穷又横，但这是我的文化趣味。

还有一个现象是，有时候我到其他城市去，好多当地人说自己的当代艺术太边缘了，北京上海才是中心。这太傻，边缘又如何？文化本来就应该是个体的事情。所谓的国际化趋向也一样，好像只有进了大都会、古根海姆、MoMA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真是这样的吗？我觉得艺术的最终理想不是为了到大美术馆实现自我价值，也不是为了到博览会上买东西，还有它别的、无用的、打发无聊时间的、试图改变中国本土生存和文化语境的、理想主义者必然溃败的功能。

胡介鸣，《无政府主义的葬礼》，摄影，2000。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王琛，《一路一带》，2012。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就我个人的策展观念来说，我肯定是一个激进派，不喜欢做勘定边界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这个，要有挑战，拒绝对自己定义，没有挑战的事儿我不会去选择。第二步是试图把展览做成公众议题，甚至激起文化争执，不是为了给某个圈子中的特定人群观看，而是要观照整个文化形态，不断抛出问题。我希望做“一石激起千层浪"的那个投石者，只有展览作为公共话题形成讨论了，人们才能借此厘清自我、辨析他人。具体要怎么做可以再看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首先我们希望艺术家多，因为之前已经说过，我们不是要建立某种标准，作品面貌可以是多样的，所以这次既有正常意义上的影像、摄影，也有纪录片、行为等等，只有当所有势力汇聚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形成一种争论。此外，我们还邀请了很多画廊和不同背景的嘉宾，这些技术层面的事情丰富了展览的参与，让事件本身具有争议性、产生更多讨论的可能。

虽然我一直说自己是个没有属性的人，但从“十夜"到“绝望的主妇"再到重庆，其实也有内在的结构：十夜是对社会空间的探讨，你面对不同环境会有不同想法、不同对象会有不同方式，在澡堂和网吧里放作品肯定是不一样的；绝望的主妇做的是社会话题；到了重庆这里我又在思考，自己能不能做一个艺术话题？显然也可以做。很多时候我其实并不在乎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在乎的就两件事：第一是我对自己做的事情兴趣是不是浓厚，第二件就是品质。品质是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当我做一个事情时，还是会努力把它做好、认真去学习、接触不同的东西，比如在重庆这次展览中，我要和那些做摄影的人说展墙不是他们的专属，还要综合考虑自己的对面、斜边都是什么作品，这些过程又会触发新的思考。

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的每个展览都是好的，我的态度是——你可以做的好，也可以做的不好，但一定不能做的平庸。我也有很多做得失败的展览，没有达到展前预期或是出现问题，在彼时肯定会尽力去解决，但最后要实在没办法了，就应当让它也成为展览的一部分。我当然希望每个展览都做得好，但也明白过去就是过去了，它只应该存在于当时的时空和社会语境中，当代艺术某种意义上就是发生者与发生地的临时关系，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算有又怎么样呢，我才30岁，未来还长。

首先，我不承认中国有所谓的“策划人"群体，可能这个概念确实存在，但我只关心自己的工作。因为策划人这个概念本来就不应当是一个有标准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就像炒菜是每个人的权力，但好不好吃那是技术问题，这个就很难说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趣味，如果说以前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现在就是鸟多了什么林子都找得到。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一块工作，但好与不好不是今天说了算，而是明天——这些展览长期来看有没有影响中国的社会结构，有没有提出新的方法，提出的新方法又有没有真正得以普及。当然这又是一个问题，因为对任何一个展览来说，它真正得以普及的时刻就是腐败的开始，人太容易活在过去了，甚至试图不断去推翻自我的本身也是一种活在过去的表现形式。

不过，不管如何我还是试图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这样的体制，至于它最终能否被改变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展览是一种智性工作，它没办法真正影响北京鸡蛋的价格或是退休人群的工资福利，它有自己的系统，体制确实与每个人切身相关，但也不是任意一个个体就能够全然改变的。换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就是一个流沙社会，其实也没有人需要共识，当代艺术本身的发展就是不断分裂、矛盾、冲突、变化，我承认所有这些的存在，后现代语境里每个人都可以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者，既能承担社会好的一面，也能面对社会差的一面。

其实我们的绝大多数工作都是徒劳的，比如我做很多展览来抵抗博览会，但博览会一开，该去的人还是会去。所以展览对我来说大概是一种文化理想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就这么说：“当你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你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所以人是可以有伟大理想的，戴着脚镣的革命热情也可以直冲云霄。

生活是很多样的，在今天，任何一个展览可能都没办法真正改变根深蒂固的社会结构，因为你压根就不知道该找谁去改变，但在一个如此乏味平庸的社会中要是连这份想象都没有，那才是真的太没意思了。

周啸虎，《有意冒犯》，摄影、影像，4'24''。图片：致谢长江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蒋志，《0.7%的盐》，影像，8'35''，2009。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今天的艺术既不是一个标准化产物，也不是只有唯一性目的的产物，为什么使用“当代艺术"这个词，只不过是表述的时候需要借用一个称谓。理论上来说，它不断进行着文化决裂和反叛，不断和当下的语境发生联系，改变着既往的价值观。但尴尬之处在于，今天的当代艺术让我们也必须去反对自己，二三十年前的前卫发展到今天可能已经成为权威，这是吊诡的现象，还是得拒绝定义自我，拒绝惰性、腐败及重复。如何做到？就是要不断地打破，所以在这次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里，你既能看到一些传统形式，也能看到一些很具实验性的作品，影像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一个部分。影像本身也是一样，它不应是一种固有形态，而应是可以被任何艺术家使用的媒介，因为作品最终指向的是观念，任何媒介实际上只是用来对自己观念的进行精准的表达。

艺术社会中的参与者大概分为两种，传统派与革命派，前者认为经典是无条件是好的。我不否认经典确实有自己的价值，但那已经成为凝结了过去某一代人热情的“文化尸体"，成为了一种标准。对于今天来说，只有血液真正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时候，生命才是鲜活生动的，所以一个展览应该做的，就是要去承载当下的欢愉与不幸，反映时代与自身的关系。

徐文恺，《Limited Landscape, Unlimited》，影像，8'27''。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苗颖，《当杀马特遇上洗剪吹遇上哔哩哔哩》，影像，5'58''，2014。图片：致谢长江国际影像双年展组委会

没区别，为什么一定要有区别？经常有人说自己是“艺术家"，要介入现实、要保持自我状态，但他们不得上街买菜吗，他们走路上脑门也没印艺术家三个字，还是一样的爱恨情仇、世俗生活，所以根本没区别，艺术家并不比路上卖包子油条的社会贡献大。不过反过来说，艺术好像又不能用那么实用主义的逻辑去思考，没法用贡献大小作为区分高下的标准；再一个，对待艺术不能有处女情结，它就是复杂社会关系的杂交产物，没有光色发明何以影响印象派，没有二战结束何以催生当代艺术？它始终会和整个时代绑在一起。

另外，出于自己性格的原因，我很难看到一个东西永久的好，就是没办法。虽然很多时候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艺术策划人，但别人好像不觉得我是搞艺术的，当年我做“六环比五环多一环"，搞艺术的人说我像搞社会的，搞社会的又说我拿艺术的名义瞎搞。所以，艺术与非艺术对我来讲都无所谓了，不停地变化最重要，能参与在地生存语境的改变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