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暴风骤雨

消费的神奇地位

美拉尼西亚的土著人曾经被天上飞行的飞机搅得心醉神迷。但是，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在他们那里降落过。白人每次都成功地将它们接收。因为他们在地面的某一区域布置了相似物，用以引导飞机的飞行。于是，土著人便用树枝和藤条建造了一架模拟飞机，精心划出一块夜间照亮的地面。他们耐心地等待着真飞机前来着陆。

毋须把当今游荡在城市丛林里的类人猿的狩猎冠以原始状态(为什么不呢?)，人们就能够在这里看出消费社会的寓言。消费中受过圣迹显示的人也布置了一套模拟物、一套具有幸福特征的标志，然后期待着(一位道德主义者很失望地说)幸福的降临。

问题不在于从中看出分析的原则。它只是关系到个人和集体的消费心态罢了。不过，人们可以在这个相当大表面的层面上大胆地进行这样的比较：这是一种决定消费的神奇的思想，是一种决定日常生活的奇迹心态，是一种原始人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意义是建立在对思想具有无比威力的信仰之上的：这里所信仰的，是标志的无比威力。富裕、“富有”其实只是幸福的符号的积累。物品本身所提供的满足感等同于模拟飞机，等同于美拉尼西亚人缩小了的模型，也就是反映了潜在的极大满足、十足的富裕以及最终受到圣迹显示者背后的狂喜。其强烈的希盼使得日常生活的平庸得以延续。这些最小的满足还只是一些驱魔做法，还只是一些获取、祈求完全舒适与幸福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的益处并不是作为工作或生产的结合来体验的，而是作为奇迹。当然，在美拉尼西亚土与坐在电视机前转动开关、等待着全世界图像的观众之在着一种差别：一方面，因为相同的心理布局使得土著人奇信仰从未被摧毁(如果不是这样，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做须要做的东西)，另一方面，电视机的奇迹不停地作为一迹永远得到实现，——通过技术上的恩赐，它消除了消费识中社会现实原则本身，即通向形象消费的漫长社会生程。因此，同土著人一样，电视观众在神奇而有效的方式这种占为已有的手段视为骗取。

货船的神话

消费材料于是充当了骗术，而不是充当劳动产品。更进一步地说，丰富的资料一旦与客观定义相分离，便被视为一种自然的恩赐，视为天上掉下来的好处。美拉尼西亚人——还是他们——在与白人的接触过程中发挥了对救世主的崇拜，对货船的崇拜：白人生活富足，而他们一无所有，原因就在于白人知道如何骗取或侵吞退居到世界边缘的黑人祖先留给子孙们的货物。倘若白人的骗术一旦失败，他们的先辈便带着神奇的货物返回来，他们也就再也不知道什么是需求了。

因此，“发展中的”人民把西方的“援助”视为期盼中的、理所当然的、早就属于他们的东西。视为灵丹妙药——与历史、技术、持续发展以及世界市场毫无关系。但是，只要稍为仔细地看一看，西方发达的被显示过圣迹的人，是否都以同样的方式行事呢?消费大众有没有把富裕视为一个自然结果呢?他们被科加尼地区的幻影所包围，在广告性的祷文作用下，相信一切都事先给了他们，以及他们在富裕方面具有合法的、不可让与的权利。对消费的美好信仰是一个新成分；新的一代代人从此变成了继承人：他们继承的不再仅仅是财产，而且有丰盛的自然权利。因此，货船的神话在美拉尼西亚走下坡路的时候，反而在西方复活了。因为即使丰盛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它仍旧作为日常的奇迹来体验，因为它不是表现为生产出来的、抢夺而来的、征服而来的、经过历史的和社会的努力而得来的东西，而是表现为在有益的神话恳求下所赠予的东西。我们是其合法的继承人：技术、进步、发展等等。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的社会，客观上首先绝对是一个生产社会，一个生产范畴，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的地点。而是说消费范畴混杂其中，即表示控制的范畴。在这个层面上，一条平行线(无疑是冒险性的)可通过神奇的想法勾画出来，因为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但它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原始社会。这些意义和规则的历史的生产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解决——作为延伸理论，这种分析应根据物质和技术生产过程逐条地加以陈述。

灾难的完美诱惑

使用符号的做法总是存在着心绪矛盾的，其作用总是牟取。牟取这个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先让符号(力量、现实的东西、幸福等等)出现，然后再攫取；二是先提出某事，然后再加以否定与击退。人们知道，神话的神奇思想就在于牟取变化和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图片、新闻和信息的普遍消费也在于牟取现实符号中的现实，在于牟取变化符号中的历史等等。

不管怎么说，我们带着距离提前或过后消费着现实。这里的距离是符号距离。譬如，当《巴黎竞赛报》表现保卫将军的密探在警察局的地下室练习开冲锋枪时，其图片并不作为“信息”来读，也就是说，要人们考虑到政治背景和实际发生的事：对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它传输着一次绝妙的暗杀企图，一个惊人的暴力时间企图；暗杀要发生，即将要发生。图片是某种先兆和事先得到的享受。所有的邪念都实现了。这里得到的与对货船里奇迹般的丰富的期待，是恰恰相反的同一个结果。货船或灾难，总是有一种完美的诱惑结果。

确实，可以说我们的幻影来到图片里自我显示，并在其中自我消费。但是与这种心理面相比较，令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为了同时被消费、被后置的东西：现实世界、事件和历史。

使消费社会带上特点的，是大众交际中社会新闻所具有的普遍性。所有政治的、历史的和文化的信息，都是以既微不足道又无比神奇的相同形式，从不同的社会新闻中获取的。它整个地被加以现实化，也就是说，用戏剧性的方式加以戏剧化——以及整个地加以非现实化，通过交际的中项产生距离，而且缩减为符号。因此，不同社会新闻并不是其他范畴中的一种，而是我们神奇思想中的、神话中的主要范畴。

这种神学建立在现实性、“真相”和“客观”的更为贪婪的要求上面。写实电影、新闻报道、快迅、爆炸性照片以及证词资料等随处可见。但到处所寻求的，是“事件中心”、“争论中心”、活生生的东西、面对面的东西——亲临事件发生现场所产生的头晕目眩、亲身体验时所产生的剧烈寒战——也就是说又一次奇迹，因为确切的说，所见到的、拍上电视的、录进录音带的事实真相，指我并不在场。但却是最真实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换句话说，就是实际不存在但又偏偏存在的事实。再换句话说，就是幻影。

我们从大众交流中获得的不是现实，而是对现实所产生的眩晕。或者说，没有文字游戏，现实就产生不了眩晕，因为亚马逊平原的中心、真实的中心、激情的中心、战争的中心，这个作为大众交流的几何地点并令人头晕目眩的、令人伤感的“中心”。确切地说，它们是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地方。那是激情和事件的寓意符号。符号令人产生安全感。

因此，我们在符号的掩护下并在否定真相的情况下生活着。奇迹般的安全：当我们观看世界形象时，有谁把突然闯入的现实与不在场而产生的内心快乐加以区别呢?形象、符号、信息，我们所“消费”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心中的宁静。与外界产生的距离则巩固了这份宁静。对真象的强烈影射并没有损害它，只是骗了它罢了。

信息的内容、符号所指的对象相当微不足道。我们并没有介入其中，大众传媒并没有让我们去参照外界，它只是把作为符号的符号让我们消费，不过它得到了真象担保的证明。这里，人们可以给消费生产力下个定义。消费者与现实世界、政治、历史、文化的关系并不是利益、投资、责任的关系——也非根本无所谓的关系：是好奇心的关系。根据这种简图，可以这么说，我们在此已经明确的消费尺度，不是对世界认识的尺度，也不是完全无知的尺度，而是缺乏了解的尺度。

好奇心与缺乏了解，指面对真相所产生的同一个整体行为，是大众交流实践普及和系统化了的行为。因此，这也是我们这个“消费社会”的特点：在空洞地、大量地了解符号的基础上，否定真相。

借此机会，我们可以给消费地点下个定义：它就是日常生活。后者不仅是日常行为举止的总和。平庸和重复的一面是一种诠释体系。日常性是整个一个生产力在超经验的、独立的、抽象的范畴(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在“个人”的、内在的、封闭的和抽象的范畴里产生分离。工作、娱乐、家庭、关系：个体重新组织这些时，采用对合的方式，并站在世界与历史的这一边，把严密体系的基础放在封闭的私生活、个人的形式自由、对环境占有所产生的安全感以及缺乏了解之上了。从整体的客观角度来看，日常性是可怜的、剩余的，但是在使“内用的”世界完全自治与重释而所做的努力中，它却是起决定作用的，令人安慰的。个人日常性的范围与大众交流之间深刻的有机联系就在于此。

作为封闭(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它喜欢事件与暴力，条件是只要后者充当它的同室战友。夸张一点地说，就是在越南战争图像前感到轻松的电视观众。电视图像宛如一扇面向房间的反向窗口，世界残酷的外在性在这个房间里变得亲切、热烈，邪恶般的热烈。

消费在这个“感受”层面上，把对世界(现实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最大范围的排斥竞变成了最大的安全系数。正因为压力消化得不够，它才瞄准这个幸福的。但是它碰到了一个矛盾：即新的价值体系导致的被动性与社会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从总体上看，社会道德仍然是意志、行为、效率以及奉献的道德。由此便产生了与新的享乐主义行为相伴随的强烈的犯罪感，以及“欲望战略家”认为不要把被动性视为犯罪的紧迫感。对于千百万安居乐业的人来说，是不应该把被动视为犯罪的。大众传媒戏剧性的夸张(社会新闻或灾难被视为所有消息的常见类别)就在于此：要想解决清教徒的道德与享乐主义者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种个人范畴的宁静必须像被剥夺的价值一样，经常受到灾难命运的威胁与环抱。只要有外部世界的暴力和不仁道，安全就会如此被更进一步加以认识(在享乐经济中)，就会时时刻刻觉得如此被选择是不无道理的(在拯救的道德经济中)。命运的、激情的和命定性的符号，只有在有所防御的区域周围大量地涌现，才能使得日常性重新获得伟大与崇高，而实际上日常性恰恰是其反面。命定性就是这样处处被暗示和表示，其目的正是为了使平庸得到满足并得到宽恕。电波中、报刊上，以及个人之间的和全国性的讨论中，有关交通事故的异常收益证明了这一点：这是“日常命定性”中最为美好的不幸，人们之所以怀着如此的激情去挖掘，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集体性的主要功能。再者，能与死于车祸唠唠叨叨的叙述相抗衡的是天气预报：这两者是一对神话——太阳带来的困惑与有关死亡的冗长叙述是无法分开的。

因此，日常性提供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混合情形：由舒适和被动性所证明出来的快慰，与有可能成为命运牺牲品的“犹豫的快乐”搅到了一起。这一切构成一种心理，或更恰切地说，一种特别的“感伤”。消费社会宛如被围困的、富饶而又受威胁的耶路撒冷。其意识形态就产生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