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昌艺术网 作者：邹萍

摘要：基本上，2017年的整个6月，法国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斯蒂格勒都在中国。期间，他在几大高校举办了若干讲座与课程，其中，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了5次公开课来论述“熵与劳作”，不仅时间长，这也是他唯一在国内艺术院校开设的课程。

保罗·克利的《新天使》画的是一个天使看上去正要从他入神地注视的事物旁离去。他凝视着前方，他的嘴微张，他的翅膀展开了。人们就是这样描绘历史天使的。他的脸朝着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这场灾难堆积着尸骸， 将它们抛弃在他的面前。天使想停下来唤醒死者，把破碎的世界修补完整。可是从天堂吹来了一阵风暴，它猛烈地吹击着天使的翅膀，以至他再也无法把它们收拢。这风暴无可抗拒地把天使刮向他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却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所称的进步。（瓦尔特 · 本雅明撰,张旭东译,〈历史哲 学论纲〉,载《文艺理论研究》,1997 年第 04 期,第 94 页）（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供图）

　　基本上，2017年的整个6月，法国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并担任跨媒体艺术学院发起的“未来媒体/艺术行动委员会”委员的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下简称斯蒂格勒)都在中国。期间，他在几大高校举办了若干讲座与课程，其中，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了5次公开课(6.8-22)来论述“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不仅时间长，这也是他唯一在国内艺术院校开设的课程。

　　其实，自2015年起，斯蒂格勒已连续三年在国美开课。这三年来，中国社会急速前行，技术攻势迅猛，艺术界自觉或被逼开启大规模性技术反思，以及由此对艺术本体的思虑。

　　这场集体性行为如病毒般蔓延，若干年后回望，也不知是好是坏。

这次在杭州见到的斯蒂格勒，65岁，略有发福，但无损风采。

　　他气息笃定地安坐于人潮之中，用法语迅捷流利地甩出一个个长句，包含各种关键词，时而也夹杂一些英文，讲到兴起，便直接脱去外套，露出灰白色短袖T恤。

　　听课的人身份庞杂，有艺术家、策展人、哲学研究者、中学生、企业家、待业青年等。虽然由于语言的横亘，他与听课者间的直接交流有限，但并不妨碍陆续种下种子：

　　“他是站在一种大格局中来看艺术的，这样的眼光我喜欢。”

　　“虽然不是很能明白他说的那些术语，但我觉得很新鲜。”

　　“不太懂啊，我要回去好好研究。”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2017年6月8-22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5次公开课，主题是“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图为第一讲课程现场（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供图）

2017年6月8-22日，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中国美术学院开设5次公开课，主题是“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图为其余四讲课程现场

本着开源与斯蒂格勒教授倡导的贡献式经济原则，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网络社会研究所在此与大家分享本次课程的现有相关资料，内容包括：斯老师五次讲座的法文讲稿、讲座PPT图片、录音、讲座参考文献与辅助文献，以及斯老师于同期在南京大学的系列课程录音（讲座介绍请见“南京大学部分”资料包文档）。提取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pD2OhT 密码: 69f8。链接长期有效，未来补充的资料可直接通过此链接提取。（讲稿未经允许请勿发布在其他公开平台，亦勿挪作商业用途，感谢理解）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课程现场

　　斯蒂格勒生于1952年，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解构理论大师德里达的得意门生，曾任巴黎国际哲学学院研究导师。2006年，他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Centre Georges-Pompidou)创立了研究与创新学院(Institut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现任院长。同时，他还是埃皮纳伊莱弗勒哲学学校(Ecole de Philosophie d’Epineuil-le-Fleuriel)创立者。1993年，他曾在贡比涅技术大学创办“知识、组织、技术系统”研究小组，同时也担任法国国家视听研究所副所长，法国现代音乐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也是欧洲ArsIndustrialis(“新工业性艺术”)机构的联合创始人。其代表作《技术与时间》探讨了技术与时间在人类本性中的地位和功用，被认为“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近著《象征苦难》和《新政治经济学批判》普遍被认为是消费批判、新社交媒体研究和新工业式艺术方面最近十年里的最重要的贡献。

　　2008年，许煜博士(现德国吕纳堡大学数码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讲师、网络社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在伦敦邂逅斯蒂格勒，几个月后被他邀请到一个研讨会上演讲。自此之后他们进行了很多合作，包括作为许煜的博士论文导师。“斯蒂格勒是一个传奇式的哲学学者，在大学的哲学系有很多哲学老师，但他们往往只生活在一个系统化的哲学知识的框架里，往往争论的是哲学史的问题，而不是哲学甚至生命本身的问题。”

　　2015年，斯蒂格勒首次来访国美，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视其为一名“无学科的人”而非文艺复兴式的“Universal Man”。何为无学科的人?“他的写作贯穿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文学、科学、艺术、媒体研究、精神分析、政治经济学……这所有领域，但他却绝不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者;相反，他的激进性在于——用个人写作使所有这些现行的学科性知识失效。他对于技术、教育、网络、数码物体、人工记忆、力比多经济、精神生态学以及未来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为当代的艺术-政治打开了思想与行动的新愿景。”高士明如此诠释。

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士明

　　2016年，斯蒂格勒再次来访并做了“人类纪里的艺术、差异与重复”系列讲座，围绕着“人类纪”的熵(拼音：shāng)化问题展开了深度思考。“熵与劳作”是他第三次的分享。在斯蒂格勒的理论世界里，“熵”是重要的关键，他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熵，而重要的治疗物就是艺术。结合三次国美之行，可见这所学校在斯蒂格勒心中的位置，以及连续三年开设的这类课程被赋予的厚望。

　　2017年，斯蒂格勒在最后一节课结束时，抛出了一个疑问：人类纪中熵暴增，艺术家/策展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这个疑问震耳发聩，它将艺术与社会前行直接关联，并赋予前所未有的责任，尽管这个责任或许早就存在而被忽视许久。

　　在斯蒂格勒看来，策展人，尤其是艺术家，本身就是敏感性的治疗者。“‘策展人（curator）’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治疗师（cura）’的词根，那么策展人应该是治疗者。”人类纪中，信息技术带来颠覆性影响，尤其现在，一半的地球人已身处数码化包围之中，在中国，这个情况特别严重，“中国人手机上瘾症很严重，我们如何从这种中毒的状态中找到治愈？而艺术家能否在完全被投机化计算的艺术市场中产生分枝?他们工作中力量再生产的条件是什么?”在“熵增”的危机中，斯蒂格勒再次追问起艺术的原动力与社会责任。

“熵与劳作(Entropy and at Work)”课程海报（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供图）

关于如何面对、理解与使用斯蒂格勒的哲学思想，同济大学的陆兴华老师（感谢陆老师！）已把自己的思考集结成了17万字，亦已由网络社会研究所主持，制作成了校内学习读本《让我们施秘并自制未来：三论斯蒂格勒的技术思想》。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可前往跨媒体艺术学院资料室借阅（南山校区4号楼2楼，资料室开放时间等详情可点击跨媒体艺术官方微信）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