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Review Asia 文：Martin Herbert
请原谅我，神父，因为我犯了罪。前几天，我去了一家大型自助购物商场打算买些螺丝，但是在迷宫般的灯条过道中，我进入了一种分离性赋格状态（fugue state），恍恍惚惚拎了一整袋杂牌油漆、铅笔、素描本和裁好的画布。随后我回到家，开始我近几十年来的头一次“艺术创作”。结果当然一塌糊涂，但有一件事让我对我的即兴创作感到开心：我不必用文字来解释它们。这与我在艺术学校里的状态大相径庭：在那里，对作品批评环节的疯狂准备使我像许多同学一样犯了个错误——我甚至没有真正着手创作，就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对我的作品“做了什么”的解释，由此扼杀了一切可能在创作过程中生发的可能性与意外——别提了。我的工作室里，我的餐桌上又没有一位教学法官，更没有一座需要新闻稿的画廊。
换句话说，其实人们不需要去做如今在艺术世界稀松平常的事情，即通过语言，滤尽艺术所内蕴的神秘体验。没错，我是位批评家。我通过将艺术转化为文字来谋生。我看到了这种潜在的矛盾——但我并不是反对解述艺术，我只是厌恶被这种启动效应所囿（prison of prime）。
这里有一个最极端的案例：几年前，在柏林的一家画廊里，墙上的一只苍蝇看到一群艺术学生走了进来。几乎无一例外地，他们拿起放在前台的展览新闻稿浏览起来，很快地了解了展览大意——他们甚至没有抬头看一看周遭的展陈。接着，他们拿着手机在画廊里走了一圈，依次拍摄每件作品，然后就离开了。好吧，也许他们有作业任务——批判性写作练习之类的——也许这已经是他们今天看的第九场展览了。但最重要的是，他们一点都没有未经介入、保持距离地体会艺术的经验。展览设定好的、舒缓焦虑的作品解读让他们以特定的方式思考，然后他们在屏幕上观看作品，从而减轻了自我施加的“确认偏差”。这是我们大多数人观看艺术时的一个缩影。
我的艺术史知识还不够让我了解，从什么时候开始展览必定伴随着解释。我怀疑“它是这样的”（this is what this is）和“这就是它的意思”(this is what it means) 的交集可以追溯到第一波观念艺术时期——即“艺术的内涵仅凭其智识意义就可以被掌握”这一观念的策源时期。近年来，展览上如影随形的、考试小抄（说得更优雅一些，即“文字补充”）般的新闻稿已经重塑并扭曲了艺术本身：含有精心编筑的隐喻的作品只有被文字解读出其“巧思”时，艺术才能生效。艺术家无拘无束地呈现其原始经验的状况少之又少，但它们某种程度上更加需要投入和谋划。
一位朋友告诉我曾看艺术家特丽莎·唐纳利（Trisha Donnelly）布置展览，由此谈到了她获得所需效果的技巧。画廊希望添加展签来对作品加以说明；而对于美国艺术家来说，展签已经是对原始经验的某种束缚，更不用说新闻稿了。对此，唐纳利沮丧地说道：“你这样做只会让我把它们再摘下来一回”。
如今我们已经不必概括艺术语言的滑稽和伪善，抑或写作者和观众间的双重壁垒。我认识的一些批评家指出他们从不阅读展览的文稿材料——至少他们是这样宣称的。但是如今有些艺术家却指望着批评家这样做。不算最坏的策略是最后再去看这些新闻稿；我所见过的对“新闻稿暴政”最机智的回应（讽刺的是，我不记得这是谁做的了）是一场以倒着贴在墙上的一张A4纸收尾的展览——在此之前，观众必须通过自己的理解观看作品。这几乎是一种排毒，因为语言可能会变成一种成瘾机制——如果你每天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浏览社交媒体或新闻，你应该对此并不陌生。前述展览所呈现的是一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思考方法；你只需和自己的想法、猜测和第一经验待在一起。
BANK画廊传真件，1998年
图片致谢Simon Bedwell及BANK画廊
编译/任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