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Review Asia  文：Tom Whyman

成为大卫·霍克尼是一种怎样的体验？霍克尼——这位"英国最伟大的在世艺术家"所创造的表现60年代末和70年代加州的那些明亮的、洒满阳光的、波光粼粼的画作深嵌在我们的集体文化无意识中，也在《马男波杰克》（Bojack Horseman）和《嗨！道奇》（Hey Duggee）等等不同的娱乐产品中被模仿。

霍克尼1972年的一件作品拍出过9000万美元高价。有时我觉得很容易把这种在头部艺术世界疯狂膨胀的荒谬价格视为理所当然：这只是你我凡人永远不会理解的诸多事情之一。但我又想：如果是我做的东西卖到了那么高的价钱呢？我知道艺术家不可能直接从交易中获利——但我的重点并不在此。譬如，你花了几个月时间做了某样东西——不管是多少年以前——然后现在它的售价比任何人在其一生中可能需要的钱都多。这不挺无耻的吗？

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我肯定会怀疑人生——难道任何事物的价值不是由投入多少时间、工作、精力（随你怎么说）来决定的吗？我会被永远被困在一种可怕的幸福中——也许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怪异反应，毕竟大多数人可能只是想着："嗯，9000万美元。听起来差不多吧，是我应得的回报！" 但如果这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只会觉得是个可怕的笑话——我再做任何事情都会觉得没意义了。

大卫·霍克尼为皮卡迪利广场所绘制的地铁标识

图片致谢大伦敦政府（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也许我们应该把霍克尼的近作视为对外部现实幻灭的某种表达。当然，过去几年，随着霍克尼的其他作品在一个个大型展览中巡回展出，一种稳定的模式已经出现。每隔一段时间，一些知名机构就会委任霍克尼为他们定制Logo或其他玩意儿——然后霍克尼会给他们发一些明显是瞎折腾、看起来像是在微软画图板上完成的东西（虽然实际上是在他的iPad上完成的）——然后，每个对艺术感兴趣的人都会发帖讨论，给自己气个半死。2017年，霍克尼为《太阳报》做了一版一次性刊头；去年，霍克尼为《纽约客》杂志做了一个糊弄到极致的封面；上周，霍克尼为伦敦地铁的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Circus）画了一个新的标志，而他看起来甚至不屑于费心画好那个紫色的方框——起码，文字要排成一行吧？

大卫·霍克尼和他为《太阳报》做的刊头设计

摄影：Arthur Edwards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简直精彩：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被期望对他们的工作保持积极态度，被雇用就意味着要假装上司的废话能够鸡血到你。霍克尼对这一“原则”的明显无视也许就是所有伟大艺术的使命：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的观看方式——相应地，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想象一下，在你乘地铁去上班的路上看到霍克尼的皮卡迪利广场标志；它对你说，不用使上杀死自己的劲儿来工作，做最最起码的事情就行了，60分万岁。

但当然，如果你没有像大卫·霍克尼那样蜚声行业，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能不太适合你。事实就这么简单——如果是别的什么人设计了一个这样的地铁站标志，那甲方不可能放过他的。霍克尼的“懒惰”自有其物质基础——他在某时画了一幅有人愿意为之支付9000万美元的画。

《纽约客》杂志2020年12月刊封面

图片来源于网络

考虑到这一点，也许该将霍克尼近期设计的垃圾标志解读为一种贵族蔑视的傲慢姿态，而非独立叛逆的公开表达：艺术家拥有他们无法使众人信服的特权。抛却《纽约客》的封面和《太阳报》的刊头不提，在伦敦地铁标志的案例中，霍克尼拿到的是真正的公共财政资金，那么显然他需要做一些“美化公共空间”的工作——然而他就给了我们这个。这种“愤世嫉俗”固然有其光彩，但也令人生厌（确实，很多事情都既有趣又恶心人）。

“我可以这么做”，霍克尼的皮卡迪利广场标志这样告诉我们。

“我可以全身而退，但你不能。”事情就是这样。

编译/任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