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讯中国
（ARTINFO中文站编者按：2009年，《e-flux journal》在董冰峰时任主编的《当代艺术与投资》杂志上连载文章，那应是广大的中国读者与e-flux的初次接触。其中艺术批评家、策展人鲍里斯·格罗伊斯与他的文章《弱普遍主义》、《装置的政治》和《自我设计的责任》等在国内影响至今。同年秋，e-flux主编安东·维多克勒应邀为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策划系列讲座，邀请国内外最具活力的前沿批评家，对“当代性”问题进行过在当时颇具启示性的探讨。同期，e-flux“当铺”在北京“这个店”开业，安东和朱丽叶塔•阿兰达等e-flux元老曾亲临现场。2011年，e-flux的项目“联合国广场”出现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的展览“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中，并有数篇文章刊于同名出版物。一时间，e-flux，安东·维多克勒与鲍里斯·格罗伊斯都成为圈中必谈的话题。今年，鲍里斯·格罗伊斯应邀担任上海双年展“重新发电”的联合策展人，安东·维多克勒也便作为“发电机式艺术家”携e-flux的项目“夜校”参展。同时，国内对艺术家自组织团体，新经济模式等的讨论和实践也愈发热烈，e-flux最近的项目“时间/银行”在许多替代性讨论中屡被谈及。为此，ARTINFO中文站对姊妹刊物《Modern Painters》中一篇关于安东·维多克勒和e-flux的旧文进行编译，以飨读者。）
曼哈顿下东区，资本在街巷间流溢，公寓租金高昂，咖啡馆成活率极低。在这里，却有一处有趣的所在，在埃塞克斯街（Essex Street）41号地下，机构名称至为简约：“时间/铺子（Time/Store）”。铺中琳琅满目，从品相极佳的《黑格尔论艺术》到安迪·沃霍尔画过的金宝汤罐头，还有非洲手鼓，安全套，花园铲——共计约350件货品，有些有实际用途，另一些根本就是搞怪。但更怪的是这些货品的价格：不是美元，却是比美元更通用的货币：时间（小时&分钟）。
“时间/铺子”隶属与更大的实验项目“时间/银行（Time/Bank）”，后者邀全球用户在线注册，以专业劳动相互交换，将“时间用量”作为价值尺度来获得他人的服务，愿意的话，还可亲临“时间/铺子”购买货品。如今“时间/银行”用户已近千人，从澳洲的布里斯班到瑞士的苏黎世，从布达佩斯到布鲁克林和洛杉矶，有40家实体店即将成立，其中首家于2011年5月在法兰克福的Portikus画廊成立。目前，这项实验的参与者尚以艺术圈中人为主，因为“时间/银行”隶属于一个更大规模的实验，一件进行中的艺术作品：e-flux——一个杂糅的、根茎化的、21世纪的、类机构的、处于紧张态的物，在某种程度上近乎一个服务司，一个智囊团，一件无止境的行为作品，一个散漫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协作组，一个没什么商业计划和经营目标的法人企业。
安东·维多克勒（Anton Vidokle）是e-flux的核心人物，他算不得艺术体制中的名流，虽说他的付费邮件服务颇有影响（每日将来自各路艺术机构的资讯邮件发给8万余位订阅者），他发起的各种项目（他视其为个人艺术创作）在10余年来已吸引了来自各大洲的千余名参与者。e-flux是渐渐蔓延中的媒介微帝国，合乎喜爱艺术理论、社会理论和观念化艺术作品的观众们的口味。除资讯服务外，还有e-flux在线月刊，纸本刊物，出版实践；学术会议，专题研讨和工作坊，如“联合国广场（Unitednationsplaza）”和“夜校（Night School）”；营造事件（比如2007年在马德里进行的戏仿法庭，安东本人在其中作为被告之一，被控犯有“反艺术罪”）；流动录像租借馆和流动租书馆，其中的书来自他的友人，如著名艺术家玛莎·罗斯勒（Martha Rosler）；艺术家作品“当铺”；还有如今的“时间/银行”，其中货币由“安东圈”中另一位著名艺术家劳伦斯·韦纳（Lawrence Weiner）设计。该圈中更多有趣的全球当红艺术家、策展人、艺术理论家、批评家如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杨·维沃特（Jan Verwoert），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莫妮卡·谢芙奇柯（Monika Szewczyk）和西陀·史戴尔（Hito Steyerl），还有他经营e-flux的左膀右臂，艺术家朱丽叶塔·阿兰达（Julieta Aranda）和编辑穆柏安（Brian Kuan Wood），虽说他本人是唯一股东，于1999年创业。
e-flux的员工不足10名，年收入亦不算多——大概在200万美元左右。安东拒绝谈钱。管他多少钱，反正用于他与合作人们的各路跨界项目是足够了。他迄今最有名的项目当属2007年的“联合国广场（Unitednationsplaza）”，安东在其中邀数百人前往柏林参与各种会议、论坛和活动——关于艺术与社会间的各种关联和融合——或是被无限遮蔽的，或与当时的历史情境遍布瓜葛。与他的所有项目一样，他将“联合国广场”之旨简述为“传播与交流——在这里，是观念的传播”。他的做法尽数如此，以揶揄的方式看待艺术圈的僵硬结构（展览，教育，信息交流，生产，观看，劳动，以及货币价值），而后借大型协作群体之力，撬开这些结构。[注：关于“联合国广场”的详情见《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刘鼎，卢迎华，苏伟编著，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版）中《流亡中的学校和独立的自我表达——“联合国广场”简述》（by卢迎华）和《作为作品的学校和作为学校的展览》（by安东·维多克勒）两文。]
黑格尔与马克思以德文词“突变（Umschlag）”专指某事物脱胎换骨之时——当一种实体或一种思考与行为方式因其自身的内在矛盾而爆发、再造，生成新的特性。“联合国广场”便与此相关，打开“双年展”这一概念的豁口，或用安东自己的话来说：“重新思考一场展览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给予视觉太多特权，而去展示观念的交流，使我们思考一种作为学校的展览。”该项目在全球的艺术院校引起广泛反响，不久便在墨西哥城推出续作，而后于2008年在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以“夜校（Night Schoo）”之名继续。
安东·维多克勒试图撬动支配艺术界的体制结构。但这并不意味着e-flux自身与权力没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建立与艺术杂志广告页面相抗衡的资金引擎；通过创办《e-flux月刊（e-flux journal）》与《十月（October）》和《艺术论坛（Artforum）》等刊物竞争知识影响力；通过将60余位艺术家在“当铺（Pawnshop）”（2007）典当的作品标价出售；通过推出艺术家录像/书籍流动租借馆；通过主办无以计数的会议和论坛；如今又通过染指时间、劳动与金钱的问题，安东·维多克勒建起一个诸多资源盘绕交汇的权力结构——媒体，学校，商铺，银行——与批评机构自身相比，这些资源远不止作为小小的组成部分。
“就我所知，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艺术家都不好。社会结构里有些东西将人严重地疏离，无时无地，”安东的沉吟中带有俄罗斯的忧郁天性——他于1965年生于莫斯科，15岁那年移居美国下东区，随后就读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时间/银行及其经济模式能提供一种方式，使这类活动更具持久性。你做感兴趣的工作，它不会将你疏离，你能通过它维生。不必限于艺术家。它能发展成一种适用于更广阔的经济领域的模式。”
安东讲话时会习惯性地微挑双眉，有些鼓动的意味，又略见腼腆。他有轻微的俄罗斯口音，低沉，冷静，仿佛惯于解释问题。他探讨艺术问题时条理明晰，方法老到，可见他应更惯于提出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渐渐发展成e-flux的项目。那些项目或有规模控的雄心，安东本人却并不傲慢，他中等身材，体态浑圆，看来对运动无甚爱好——可能他对自己的身体感到不大自在，双肩内耸，头倾向一旁，微微耷拉。谈到他的项目时，他却总能展现出恒久不衰的治理才能，兼有理论家的敏锐和企业家对机会的勇往和决断。
熟悉安东的作为的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为何非得强调自己做的事是艺术。在莫斯科时，安东的父亲是名自学成才的乐手，在马戏团里弹贝斯，安东在最近一篇题为《不用工作的艺术（Art Without Work）》的文中以自传轶事的方式谈及他的工作问题：“那是某个孩子的生日派对，在马戏团艺人们同住的楼中。我们都只有5、6岁，是小丑、驯兽师什么的的孩子们。有时我们会谈起各自长大后想做什么，有些是宇航员或消防员那种老一套，有个小伙伴说他想当个艺术家，还说那是因为艺术家们不用工作。我小时候非常腼腆，所以没怎么说，却暗自觉得那小伙伴很聪明：我也不想工作，或许便因此想成个艺术家。”
更需一提，安迪·沃霍尔可谓安东的楷模——那份假惺惺的被动与倦怠，不过是对工作狂热的掩饰。沃霍尔早年在“工厂（Factory）”中才华横溢的不倦生产，到后来成为媒体名流，在方方面面都与安东的事业形影相照。沃霍尔曾说他渴望成个“事务艺术家（business artist）”。“这也是e-flux的一大梦想，发展成为这样一种构造，因为其实‘工厂’生产的是社会关系，进而有如此非凡的艺术产出，”安东如是说。“俄国前卫艺术已有这样的观念：生活本身可以生产艺术——其实，那种非疏离化的生活变得如此富有美，你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都已成为艺术作品。我并无变革社会的幻梦。但这仍是有趣的，‘工厂’产出过好多真正有趣的玩意儿。”
俄国前卫艺术，安迪·沃霍尔——安东·维多克勒的“三位一体”中自然也不能缺少马塞尔·杜尚。杜尚的现成品确立了通过情境使一件艺术作品成立的方式，将某物自日常世界提出，放入画廊那众目熠熠的场中，重新定义其功能和价值。构建情境的智识劳动与创作的其他方面同样关键。根据安东的“杜尚式”论证，他为社会关系构建的情境（会议，艺术图书馆，艺术当铺）是实现对话和观念与知识传播的平台。其中的每一位参与者和所有的作品都成为这些活动场中的现成品。他们是作品的组成部分，作品的推进者，情境的构建者，最终极意义上的创作者/艺术家。
安东·维多克勒的作为从上述三者中滋生、蔓延、蓬勃。而对沃霍尔的楷模作用，他颇有异见：“为使那一切活动能够继续，沃霍尔必须造出一个传奇形象——安迪·沃霍尔，但这也开始消解他自身，因为自然会有人来破灭这种神话，不是吗？所以，一个人怎能这样做，为所欲为，做到持久，又不使自己成为这种显赫的形象呢？或许你可以做得更加集体化。或许你便可以消失在其中。”
我们处于观念艺术与网络文化的时代，后者生产出迷雾般的算法和数据包，逻辑上讲，未来的方向应是艺术家的自我消隐，亦即，在作品中愈来愈见不到艺术家的痕迹。新艺术家们有如过去文学作品中的“零度”人物——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梅尔维尔笔下的巴托比——消解约定俗成的身份、采取孤绝弃世的行为的“反英雄”们。我们看到，他们以巨大的能量去实现毫不运用能量的终极目的，消失，留下那空间透明而静止，甚或，充满别的生命。
安东并非如此“零度”。2009年，一册小书《安东·维多克勒：生产，分配，讨论，重复（Anton Vidokle: Produce, Distribute, Discuss, Repeat）》由他常与之合作的斯滕伯格出版社（Sternberg Press）出版，作者是他的友人与合作者们。在其中，安东被描绘成一个对事业热情无比，却不使自己显山露水的奇人。从这种反差中，我们或可见更深层的现实：安东从来不吝将自己的大名签在那些大型社会性作品上。然而，不知是由于内敛的天性还是一种策略，在他发起的活动中，他从不扮演焦点人物。看看安东去年那部有些忧郁和诗性的影片《纽约会谈（New York Conversations）》——在e-flux在Essex街总部进行的三日会谈中，他几乎未发一言。
安东的好友利亚姆·吉利克称他是位“软领袖（soft leader）”，这并非指其暗弱无能，而是说，他能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改造周遭世界中的材料，消隐在他的合作网络中。他的几位最密切的合作者（如吉利克和提拉瓦尼）曾影响过法国理论家、策展人尼古拉·布希欧（Nicolas Bourriaud）的关系美学观，布希欧在2002年《后制作（Postproduction）》一书中的描述完美地呼应着安东的实践：“当代艺术作品并不将自身作为‘创造过程’的终点（‘已完成的产品’），而是作为一处漫游的场所，一个大门，诸多活动的发电场。”
安东很容易被放置在这样的语境中，更重要的，或许在于他的作品与“通过社会网络来实现影响力（势能）的当代转换”相符，这种社会网络是名副其实的“分散式集体（distributed collective）”，同时，他的作品也合乎“共享体（commons）”的概念，即资源和产品不是由一个人控制的，而是在成员之间共享。安东的所有作品都在朝这个方向发展，他深谙互联网对强化社会力量的助益。他只需去扮演诸多节点的中心，这些节点在一种理论上无尽而柔顺的传染链中彼此相连。在这种非常特殊的艺术实践里，他或许是以一位制作人的身份出现，却仍消隐在他发起的各种活动的“一览无遗”之中，避免狂热的名人效应，隐身于群体的智慧之中。
当然，“群体”也不总是其乐融融。问题在于安东（常带上朱丽叶塔·阿兰达）总是那些项目的署名作者——比如“当铺”，其实由许多其他艺术家的作品组成。2009年，安东和朱丽叶塔作为发起人，使“当铺”在北京“这个店”重新开业，随后被香港藏家林伟而（William Lim）买下，价钱不明——安东和朱丽叶塔将这笔钱捐给了慈善团体“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我问他是否就此征求过任何艺术家的意见，安东以邮件回复道：“所有作品都是艺术家们当掉的，并且没被赎回，所以按规矩讲它们都成了当铺的资产。只有几位艺术家赎回了他们的作品，比如利亚姆这家伙，但大多都将作品留给当铺了。我必须指出，我们并不是让艺术家们为一个展览去创作或提交一件作品，而是来典当一件作品。这个项目的主要关注点在于经济，与做一个好玩的展览没啥关系。”然而，那些作品都布置在画廊空间，并且卖给了艺术藏家。
说安东以他人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是否公正？——虽说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不必相冲突。利亚姆·吉利克谈到安东邀请30人为时间/银行设计货币时颇有讥讽，吉利克本人的设计中包含这样的劝诫：“艺术家们的劳动应得的适当的回报。”而正是安东的行为中那些模棱两可、粗糙不平、即兴性的方面不断地触发大的、自省性的问题。
“你必须清楚，在与其他艺术家的关系中制造麻烦是安东作品的一部分，”吉利克说。“e-flux自称是开放的、民主的，但它自始就将人们排除在外。那是个非常明确的小圈子。雄心勃勃的意图宣言与现实情形之间常常存在距离。他不断试图改变事物，寻找另一种‘自治（autonomy）’方式，像耍杂技一样，使盘子在空中旋转不停，这其中当然潜伏着危险。”无论盘子是否会落地摔碎，安东都怀着一种沉着、严厉的态度，希望改变艺术圈的僵硬体制。20世纪对“进步”的理想仍旧潜伏其中。为什么对一个引擎修修补补，而不去做一个更好、更快、更有效率的引擎？而在21世纪，我们需要的是细细审视有关进步与解决的谈话自身。“其实我没什么长期计划，”安东说。“我的想法就是使开放的东西越来越开放。”信息的不断流通和对交流的永久展望乃是他的磐石。
无论如何，在他的项目中，行动者们自身都成为现成品（无论活泼，率性，专横，或像他本人一样，消隐其中），“解决”便不再可能，也全无趣味——行动者们自身的行为便是无可解决的过程。他带给我们的不是结局的精神，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警觉——看看安东·维多克勒的双眼，举止，运筹幕后时，你都能感到。
本文原以《无名艺术家（Artist Anonymous）》之题刊于《Modern Painters》2011年4月刊，中文版由ARTINFO中文站申舶良编译。
附录1：《e-flux journal》在《当代艺术与投资》连载文章一览（文章版权由胡昉协助取得）：
《与德里达关于消化力的局限的对话》，丹尼尔·毕尔鲍曼，安德斯·奥尔森（戴章伦/译，余亮/校），2009年3月刊；
《知识城邦中的艺术》，汤姆·赫勒特（莫小菲，戴章伦/译，王春辰/校），2009年4月刊；
《自我设计的责任》，鲍里斯·格罗伊斯（戴章伦/译），2009年5月刊；
《白俄罗斯的违抗：关于“研究型艺术”的自我审问》，肖恩·辛德（戴章伦，申舶良译）, 2009年6月刊；
《下一场革命会是什么样的?》，泽丹卡·鲍多维娜克（杜可柯，戴章伦/译），2009年7月刊；
《装置的政治》，鲍里斯·格洛伊斯（戴章伦/译），2009年8月刊；
《一种适合每个人的普遍主义》，穆柏安（杜可柯/译），2009年9月刊；
《现代性对保存系统的迷恋》，毕拉勒·克贝兹（陈韵/译），2009年10月刊；
《穿过理性主义者的面纱》，安塞尔姆·法兰克（刘潇/译），2009年11月刊；
《美国月球的主角:从作为现实的工作室,到作为工作室的现实》，弗朗索瓦·布歇（刘潇/译），2009年12月刊；
《艺术是什么，又属于哪里》，陈佩之（陈韵/译），2010年1月刊；
附录2：安东·维多克勒在2009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SH Contemporary）策划的系列讲座一览（讲稿全文见于《当代艺术与投资》2009年10月、11月刊）：
《时代的同志》，鲍里斯·格罗伊斯（陈恒/译）；
《“本土”的拆解与重建，或即将到来的历史》，高士明；
《此时和别处》，拉克斯（Raqs）媒体小组（毛卫东/译）；
《新空间物种》，胡昉；
《忍者神龟》，荣格·黑塞（毛卫东/译）；
《CONTEMP(T)ORARY：十一条论纲》，古奥德莫克·美迪耶（唐晓林，刘潇/译）；
《拿了钱就跑——政治批判或社会批判艺术能够“幸存”吗？》，玛莎·罗斯勒（毛卫东/译）；
《回到当代：怀负当代，多重世界》，卢迎华（苏伟/译）；
《站在地狱门口，我的服务捉襟见肘》，彦·沃尔科特（叶斯/译）；
《试着到达顶点？》，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梁嘉欣，常旭阳，杜可柯/译）
附录3：《小运动：当代艺术中的自我实践》（刘鼎，卢迎华，苏伟编著，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版）中选自《e-flux journal》的文章
《作为不同连接点的当代性》，泽丹卡·鲍多维娜克（戴章伦/译）；
《艺术是什么，又属于哪里》，陈佩之（陈韵/译）
《弱普遍主义》，鲍里斯·格洛伊斯（戴章伦/译）；
《作为作品的学校和作为学校的展览》，安东·维多克勒（申舶良/译）
无名艺术家？
Jack Dylan插图
纽约e-flux“当铺”外景，2007
“当铺”内景
e-flux录像租借馆，柏林大厦，2008
小汉斯对话Elena Filipovic，联合国广场，柏林，2009
劳伦斯·韦纳设计的时间货币
纽约的e-flux时间/铺子
Fia Backstrøm《羊群效应360度（Herd Instinct 360 degrees）》开场白，“联合国广场”活动之一, 2007
